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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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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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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阶级总代表”:帽子下面的名与实  

2008-08-28 09:23:21|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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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系列的一篇。刊《书屋》杂志2008年第9期,改题为《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地主阶级总代表”:帽子下面的名与实

                                                  ——对朱元璋及皇权的一种认识

                                           黄波

 

   朱元璋是“贫民”的苦出身,乱世里从一枝造反的部队中脱颖而出,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其前后人生角色的转换过于强烈,这一点对特定时期的某些论史者来说,堪称利弊参半。

   好处在于,朱元璋早年的揭竿而起、经略四方,可以用来论证一个革命阶级的强大能量和超迈的精神,坏处在于,伴随这个人成功的,居然是一条几乎完全循环的旧路,禁不住使刚刚大赞其革命性、先进性的论者,感觉有些尴尬。

   为了从这种尴尬中摆脱出来,于是,有了“蜕变论”。按照这种理论,早年造反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地主阶级利益坚决的挑战者和农民兄弟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当他一朝功成,坐上帝位以后,就“蜕变”了,发生了“质”的变化,转而成为了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领袖人物,成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关于朱元璋,我们就笼罩在“蜕变论”的巨大阴影里。试翻几十年中关于朱元璋的林林总总的论文,十篇中间大概有九篇会用到“蜕变”这个词语,会运用“蜕变论”解释朱元璋人生角色的转换。专著更是如此。史学界公认,1949年后,历史学家所撰的朱元璋的传记较好的有两种,一是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一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两本大著都非常重视朱元璋统一天下前夕,发出的讨伐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那篇檄文。在这篇檄文中,朱元璋所列举的张士诚的八项罪名,除两项是说二者发生武装冲突外,其他六款都是张氏背叛元朝的罪状,如“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诚如吴晗所论,“不看头尾,使人容易误会成是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檄文中还说:“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吴晗先生认为这一段文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段文字明确声明他的立场的改变,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他的根本立场改变了。……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吊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的转变。”而陈梧桐先生也认为,“这篇檄文是朱元璋公开背叛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朱元璋已经发生根本的质变,由农民起义领袖彻底蜕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会有这种“蜕变”,学者们则归咎于投奔朱元璋的儒生,一本出版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论著就说:“陶安、李习、刘基、宋濂等这一地主儒生集团几年来所起的作用,到这时候明朗化了,具体化了,公开化了。”

   面对朱元璋的人生剧变,“蜕变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可是细细思考,却也有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所谓“蜕变”,它是指一种根本的、质的变化,如果按照质变定理,任何事物发生质变之前,都会有比较长期的量的变化,那么在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过程中,他就肯定不是一下子发生质变,应该是一点一点“变坏”,一点一点累积,最终蜕变的。可是,在朱元璋的史料中,能不能找到这种明确的量变的痕迹?哪位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朱元璋在哪一年变的有一点坏,然后又在哪一年变得更坏,最后终于坏得不可收拾,彻底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把朱元璋的“质变”归咎于儒生集团,也是非常荒谬的。这些儒生无一不是劝朱元璋在乱世中“止杀”、“安民”、恢复占领区的生产和秩序的,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乱杀、大破坏才符合农民的利益,才不叫“质变”?

   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但我知道,那种过去习以为常的“先贴阶级标签,然后根据这个标签去找史料”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无他,这种方法常常在一些很常识的问题上都说不通。

   讨论历史人物,还是应该首先回到史料本身,公平地对待一切史料。史料需要考辨真伪,但不能怀揣一种既定的理论,对史料根据个人好恶去挑挑拣拣,合自己口味的则取,不合口味的则视而不见,或一律施以“歪曲”“诬篾”的恶谥就万事大吉。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对朱元璋自也不能例外。

子虚乌有的“蜕变” 

   既是“蜕变”,从此事物变成了彼事物,那么就应该先把这个人在质变之前的身份厘清。

   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造反,逐渐脱颖而出,自领一军后,就成为了农民起义的领袖。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说的。这般定义当然会遇到一些麻烦。朱元璋究竟算“农民”还是“流民”,跟着他驱驰的究竟有多少农民,这些暂且放过不提。“义”者,不论怎么解释,都应该是一种崇高的东西,代表着正义;“起义”者,就是以一种崇高、正义的东西为号召。然而,朱元璋自己也多次承认,他造反的目的既单一又明确,就是乱世中“仅图自全”。早年,即使是在口头上,他也很少以“义”作号召,“吊民伐罪”、“救民水火”云云,都是刘基等地主知识分子加入以后,对朱元璋的诱导,而朱元璋之所以欣然接受这种诱导,原因也非常简单,这让他看到了比“仅图自全”更诱人的前景。

   不过我虽然对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这个判断有些疑惑,但鉴于任何概念都是不完满的,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姑且从旧,先把这顶冠冕送给他。可是接下来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不得不辨,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是不是天然就代表农民兄弟的利益,一定是农民利益坚定的维护人和捍卫者?

   先看动机,朱元璋自己也说,参加造反是为了在乱世中图自保,所以,如果我们居然认为,他是为了不满农民利益被严重盘剥,才决心起而维护和捍卫之,恐怕起朱元璋于地下,也会感到匪夷所思吧?再看其行动和效果。在造反、自保,和各路群雄逐鹿的行动中,他是否真的对农民利益给予了比别人更多的关照?即使朱元璋确有此种仁人之心,事实上恐怕也很难做到。无他,这是兵荒马乱的末世,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朱元璋的部队一样要吃饭,要征集粮草,要扩充部队,要攻城夺寨,要以杀立威,除非你愿意在此消彼长的争雄中自缚手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骑绝尘,否则像刘备那样不忍舍弃难民的好戏是万万不能多唱的。所以,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于乱世中崛起,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他们不仅很难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几乎铁定是农民利益的损害者,至于区别,只能说有的损害得凶一些,有的损害得稍轻一些罢了。读者也许会问这般立论可有史料依据?太多了!关键在于,面对这些海量的史料,我们用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去看。用有色眼镜一照,看出“诬篾”“歪曲”的险恶用心,把这些史料挥到一边,那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史料就是史料,它不会因为你使用者的态度就自动消失。在你表示轻篾的时候,它很可能躲在角落里冷笑。

   具体到朱元璋,综合各家之记载,可以认为,和别的豪杰相比,他的部队军纪稍好一些,但千万要注意,对这一判断不能肆意夸大,否则跨过真理半步就是谬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朱元璋必然会损害包括农民在内的无数平民的利益,战乱之中,这两种利益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调和的。《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条歌颂朱元璋初起时关心民瘼的资料,说有一天他走出军营,看见一个小孩可怜,上前询问,原来其父母都被他的部队征用了,孩子没地方去,于是朱元璋发布命令,让被掳掠到军中的夫妇团聚,民皆感戴云云。这是典型的“反面文章正面做”,可惜修史者技术尚欠纯熟,在今人眼里,这何尝不能读出与修史者预期相反的意思?

   “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既然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维护人和捍卫者,那么他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即使真如论者所说,“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也不能用上“蜕变”一说。

   朱元璋只有这一个,不论是开始做“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后来当皇帝,都自有其一贯的内在逻辑,所谓“蜕变”,实不知从何说起。 

                                                                    谁的代表? 

   上面已经分析清楚,“农民起义领袖”时期的朱元璋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坐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是否就成了处处与农民利益对着干的“地主阶级总代表”?也值得探究。

   先不妨从最感性的层面稍作思考: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蓝玉案,被朱元璋杀掉的都高达两三万人,而如此庞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又属于缙绅阶层,与平民无干,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当“总代表”的吗?这样的例子还所在多有,比如朱元璋的“抑豪强”历来为史家所艳称,而所谓“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这样的强力抑制,怎么会是自己的“总代表”之所为?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硬要说,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因为要做“地主阶级总代表”,又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天然不可调和,所以,明太祖在施政上必然损农民利益而去肥地主阶级,在史料上恐怕也会遇到极大困难。因为史料清清楚楚地表明,建国后的朱元璋鉴于战乱后海内残破的现实,为稳定秩序和恢复生产,劝农桑,修水利,抑豪强,赈贫乏,……这些重农的措施都是实实在在,并颇具效果的。过去人们喜欢说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事实却是,由于要积蓄力量夺取政权,战乱中的朱元璋代表农民利益云云,即使有,也注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倒是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更有意愿和能力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也不乏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现在明太祖的一些重农措施,就一下子倒过来,把当上皇帝的朱元璋称之为农民利益的捍卫者呢?肯定不能这样荒唐。哪有农民利益捍卫者还豢养那么庞大的特权集团,动辄赏赐一个勋贵几百亩良田的?

   分析至此,问题荒谬之本质已经呼之欲出:就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乱标标签,先就把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判定为“地主阶级总代表”,认定他必然盘剥农民,大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所以,在面对看似矛盾的史实时,便不免进退失据,尴尬起来。

   为了弥缝理论的破绽,我们的史学家又制造了一个“让步论”,企图自圆其说。所谓“让步论”,意思是说,在农民战争后初即帝位的人,虽然已蜕变为“地主阶级总代表”,但因为历史的教训,不敢过份盘剥农民,所以不得不在初期采取一些安抚农民的措施,但这种表面上对农民的仁慈掩盖不了其压榨农民的实质。不知别人对这种理论观感如何?我的第一感觉是咱们的史学家真是太辛苦了!为了让天生破绽百出的理论看上去完满一些,只好勉力去东缝西补,左支右绌!然而尽管劳神费力,破绽还是一望即知。“让步”的精义应该是以初期的让一步换来随后的进两步,可是朱元璋显然并非如此,这个小农思想极重的帝王,他的一些重农政策是贯穿其始终的,对缙绅阶层的高压也是至死方休,晚年时期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一案,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被杀者更高达几万人,其中颇多冤滥,面对舆论沸腾,他自己只好将主审法官抛出来作为替罪羊杀掉。如果套用“让步”理论,那明太祖几乎可以说终生在“让步”,而一个终生“让步”的帝王,又怎么去做“地主阶级总代表”?

   在对朱元璋身份的认定上,我现在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了。一言以蔽之,朱元璋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同时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

   认清了这一点,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而圆满的解释。

   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的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三者之间肯定不会是完全同一的,但前者和后两者之间也并非就没有丝毫的交集。专制王朝里的平民,固然希望政治清明,秩序井然,贪官污吏少一些,自己日子好过一点,而一个君主,只要智商和情商不在正常线以下,不是特别昏庸,平民的这些诉求难道不同样也是他的目标?平民日子不好过,民穷财尽,他所要的赋税就会存在征缴上的困难,就会影响他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至于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与地主阶级利益的交集,更是一望即知,地主阶级在下希望租种其土地的都是良民,安分守己,在上希望政局稳定,以维护自己在王朝利益分配中的特权地位,这些也是朱元璋想要的。

   在看待三者利益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有一个绝对化的倾向,即一方面总是认为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总是认为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平民的利益是绝对排斥互不相容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按这种理论去僵硬界定和划分,必然碰到许多让人困惑的史料。

   如果我们知道,朱元璋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那么事情就一点儿也不复杂了。因为朱元璋的利益和平民、地主阶级的利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所以,他也会有一些重农、发展生产的政策,会对地主阶级赋予一定的特权。然而,这三者的利益也有互不相容的时候,比如,平民如果对朱明王朝不满,抗粮抗税,不守“法度”,甚至想揭竿而起,那朱元璋除了铁腕镇压还会动别的脑筋吗?至于地主阶级,安享朱明王朝赋予的特权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硬要越界,比如在朝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下完全不恤民情,横暴不法敲骨吸髓,弄得天怒人怨,朱元璋也一定会痛加收拾的,因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王朝的根基。

   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不是农民的代表,造反成功的朱元璋也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究竟代表谁,其实是个清楚不过的问题。一些与实际大有出入的帽子,该给他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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