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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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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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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底气”从何而来  

2007-09-06 23:43:1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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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个月前我为傅国涌兄《文人的底气》而写的一点读后感。媒体刊出来了,但均有删略(一般都是那段引证哈耶克的话),一直期待有完整面世的机会,现在看希望甚微了(好像云南一边缘报纸因是此书责任编辑运作,发了全文,但我未看到)。贴在博客里算是备份吧。
 
“文人的底气”从何而来
---读傅国涌《文人的底气》随感
黄波
 
傅国涌先生的“言论史三书”出到第三本了,这就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刚刚推出的《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把这三本书的书名按照出版的先后顺序排列一下颇富意味,《追寻失去的传统》、《笔底波澜》、《文人的底气》,不知道傅先生本人是否有意为之,而我觉得从这个次序中,是能够看出作者的学术旨趣的:在长久的遮蔽之后,近代文人论政的风景仿佛是突然展开的新大陆,于是要“追寻”,接着是风景的全景扫描,最后追论何以会有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原来是建立在“文人的底气”之上的。
我很佩服傅国涌揭出“言论史”这一概念。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它和“报史”、“新闻史”的区别,傅国涌在本书中作了明晰的阐述,是可以启蒙去昧的。傅国涌把言论史的源头截断在近代以还,这也并非其偷懒,而是显示了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深刻洞察。“言论”而能成史,当然是王纲解纽后才会有的,中国旧官僚和旧士子上一道折子,即使有极大胆极透彻的议论,也不能归入言论史的,那只是下对上的“上书史”。而言论史必须是公民自觉下的产物。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能不能算“公民社会”,像胡适等知识分子究竟是“公民”还是“臣民”,尽管当下还不能形成一致意见,但百年言论史上的主角们无疑是以“公民”自命的,否则其言论不会那么剀切,甚至还会在是否署真实姓名这样的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基于以上认识,我有一个私见,也许可以在“言论史”这一概念前冠于“公民”二字,而“公民言论史”绝对是旧文人无法想像的。
近百年来,中国言论史上诞生了多少华章,应运而生了多少豪杰,可以说尽萃于傅国涌的“言论史三书”。如果读者想尽快了解中国百年言论史的大略,读《文人的底气》一书则是一条捷径,因为这本书不仅有综论,也有个案解析,字里行间更渗透着作者关于言论史的很多“独得之秘”。而这个“独得之秘”,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大量个案,对“文人的底气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多所论列,但在有心的读者眼里,答案却呼之欲出。
翻开《文人的底气》,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掷地有声的话语:《申报》老板史量才对蒋介石说:你有百万大军,我有百万读者!创办了《民生报》的成舍我与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较劲,放言: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范仲淹的一句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殊足代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格,这也许自有儒家传统中“君子与天地参”的豪气作支撑,但客观地说,除了林白水、邵飘萍等有数几人,百年言论史上的英杰们真要在生死之间作出选择的机会还是非常少的,更不用说像海瑞那样备好棺材去谏诤了。细细思念,其中还应该有许多新的时代元素,而这些元素则是旧式士子无法梦见的。“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此语豪迈当然真够豪迈,但也要社会给知识分子的出路足够宽广,一个得罪了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的人,还可以不受制约地去捧新闻记者这个饭碗,否则,既无所逃于天地间,保命之不暇,哪里还敢说出这样的“狠话”呢?
文人的底气从何而来?自然必须注意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那种道德使命感。除此之外,似乎还应注意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化变化,这就是随着市民社会雏形的建立,并非为单一组织和个人所控制的资本,越来越深地界入和影响着所有中国人的生活,而这种变化在言论史中体现得尤为清晰,所以,公民自由言说的空间是不可抗拒地扩大了,哪怕要阻挡这种趋势的是多么铁腕的人物。读这本《文人的底气》,不仅仅可以参观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壮丽风景,得到这种知识性的熏陶,也许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收获,这就是可以更完整更准确地认识过去的时代,可以对中国未来的进程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
“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从。”这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的两段话,过去感觉这两段话极为重要,但又难有感性认识。现在好了,把《通往奴役之路》和《文人的底气》对看,是可以收到互相参证和发明之效的。
自然,《文人的底气》一书并非全无可议之处。在这方面,我猜测可能是傅国涌对自己笔下的言论史人物爱之过深,以致不忍指出他们各自的一些缺点。比如关于邹容的《革命军》,其实只宜在革命史中大书特书,因为他本就是一个职业革命者,那本《革命军》固然影响极大,但其强烈的煽动性是脱离了言论文章的正轨的;林白水坚持“报馆要替百姓说话,不去献媚军阀”,最后竟以身殉,其人其事可歌可泣,但林氏的文章常常充满侮辱性言辞,甚至及于脐下三寸,未必不能引出一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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