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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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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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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  

2007-04-27 10:19:0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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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曾蒙好几位师友谬赏,但发表过程中也有一些曲折,无他,因为其中牵涉之人际关系也。不禁自幸俺连文界、学界的“边缘人”都算不上,故尚能读自己的书,想自己的问题,说自己想说的话。
文章刊在今年《书屋》杂志第五期上。
 
 
世运变迁与文人隐疾
黄波

顷读今年第一期《随笔》杂志,葛剑雄先生《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如题所示的“一件往事”,实指当年因葛文而引起的张中行、黄裳等先生的一段“笔墨因缘”,斯时由于当事人葛剑雄偃旗息鼓,局外人远未能得其详,也“旁观”得甚不痛快。现在好了,葛先生终于说出了这“一件往事”中的诸多“秘辛”。
因为葛剑雄撰文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有所同情,大不同于欧阳修的一味讨伐,张中行称赞葛先生的态度,而引来黄裳先生一篇大义凛然的宏文,直斥如此论史与汪精卫的理论“何其相似乃尔”。老实说,当初且不说局中人葛先生,就是我等平日爱读黄裳书话的读者,也十分不解老先生何以会用如此凌厉之笔,透出那么大的火气。现在葛文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明快回答,不过文中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即黄裳与汪伪把持的“汉奸刊物”《古今》杂志的关系,说是柯灵先生转告的。其实这是旧公案了,昔日青年黄裳变换多种笔名为《古今》撰稿,而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黄裳却仿佛没有这回事一般,不仅讳言其事,发表在《古今》上的文字且从未收入其多如牛毛的各种选集、合集中,直到经过多人撰文“提醒”,2005年黄裳总算在新出的《集外文抄》中收进了这些“少作”,并交待“是为了离开孤岛到大后方筹资才向《古今》卖稿的”,又自陈“对旧作,我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是洗刷不尽、躲闪不来的。”一般读者读这段文字,想必难免对数十年里连旧作提都不提的黄先生有一个疑问:您是现在不悔还是从来未悔过呢?
读完葛先生的文章,我在想一个问题:包括葛先生在内,我们现在重检黄裳先生的这些旧事,是否准备像黄裳当初斥责张中行、葛剑雄一样,还施其人?肯定不是的。我想,包括葛先生在内,谁都没有故意揭伤疤的用意,我们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保存更多的历史真相;二是提醒所有书写历史的人,论人也好,论世也罢,贵在得其平,尤其是对为客观环境时势所囿、“最是不自由”的文人,应该有一份体谅之心。
说到这第二点,我又不能不说,有无数“黄迷”拥趸的黄裳先生,是颇有一些可议之处的。上述因冯道而起的争执只是一例,而最令人困惑的是所谓胡适的“六言诗案”。史料清清楚楚,胡适那首“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六言诗是他抗战初期在美国大使任上时所写,“只能拼命向前”无论如何都要算是为国家尽力的表白,可是后来国共决裂,黄裳等左翼人士误以为此诗写于1947年伪国民大会开会期间,是甘心为国民党殉葬的心声,乃大张挞伐。按说因信息有误,批错了情有可原,改过来就是了,然而直到2006年,在相关史料早已公开的情况下,黄裳先生却仍然撰文为自己当年批胡自豪,“痛快淋漓,今日回想,犹为之神旺”云云。笔者禁不住要问:胡适也许有很多可批之处,但此案明明定谳有误,是一个冤案,还有什么值得“神旺”的呢?细读黄裳先生的文集,我辈自不能不被其博雅所倾倒,但同时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这就是作者仿佛时时处处要显示自己“政治正确”,特别是对一些复杂人物,殊少体谅之心,用笔往往过于刻薄。贤如黄裳先生,为什么会这样?葛剑雄先生文章没有讨论,笔者斗胆揣测这与《古今》杂志实有莫大关系。当年为《古今》杂志撰文,在今天这种环境下,黄裳固然可以说“不悔”,但只要考虑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道德问题上严苛的传统,考虑到中国近代以来的世运风俗变迁之速,就会明白,这堪称横亘于黄裳先生心中的一道巨大阴影,几乎成为“隐疾”。正因为黄裳自认为这是平生行事的一个不光彩点,所以他才要避讳,才要在后来作文中处处彰显自己毫不妥协排倒一切的凛然之气。
那么为《古今》撰文究竟算不算黄裳先生的一大污点?我们既然主张对文人存一份体谅,那自然也应该对黄裳如是办理才对。我以为,这是远远谈不上什么污点的。试想一下,一个政府先让国土沦丧,后又无法使所有子民机会均等地平安撤离到后方,那些置身于沦陷区的国民是否就没有了活下去的资格?其中当然有不可更易之民族大义在,但这种大义应该是有限定的,只要其人没有甘为敌人前驱反噬本国的言论,所作所为对本国和人民利益未产生实质性危害,大概还不能算是“大节有亏”吧?而对像黄裳这样的文人来说,写几篇小品文字糊口,如果要指责其为失节,那几乎等于是勒令其自杀才对了。
当下看来算不了什么的事体,却影响一生甚巨,黄裳之与《古今》不过是很平凡的一例。从这个事例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文人的悲哀。近代以降,中国世运变迁真的只好用“白云苍狗”一词形容,许多巨宦显要都只能随世浮沉,政治、经济均未独立的文人置身其间,又怎能不四顾茫然?感觉无枝可栖却又不能不栖一枝,这是人的弱点,却又是克服不了的先天性缺陷。而对文人来说,还另有一种困局,因为文人只能靠笔墨吃饭,无论是遭遇盛世还是亲临丧乱,都难免会在内力的诱导或外力的压迫下,形诸吟咏发为文字,而诗词文章偏偏又是白纸黑字涂抹不掉的,一旦形移势变,则何以自处,何以面对汹汹的天下舆论?有的人是凡遇世运变迁,一律“颂今是而骂昨非”,这本来也可以理解的,但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否则过犹不及,难免会给旁观者一个进退失据的尴尬印象。
我不禁想起了另一个著名文人。刘衍文先生有一篇佳作《从汪兆铭说开去》,披露汪精卫死后,一个学者写了三首“笔笔周全、文情两茂”的悼诗,内有“艰危仗一人”、“河山终复汉”之句。刘先生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此三首诗的作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述作颇多,贡献甚大。”读到此处我不免莞尔,这位作诗挽汪精卫的学者之名已经呼之欲出,而刘先生竟还作遮掩之状呢。我们既然并非为了争一点个人的意气和私利,只是为了保存尽可能多的历史真相,就改掉避讳的习惯吧。这里的“著名的学者”是钱仲联先生。刘衍文说钱仲联昔在沦陷区虽位至汪伪监察院委员,“其实汪氏不过用之妆点门面”,“或许也谈不上是为虎作伥吧”,这些都是持平之论。然而就像《古今》之与黄裳一样,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钱仲联先生的“隐疾”,他本人不但极力避讳这一点,在《钱仲联学述》《年表》等文字中已删得干干净净,而且唯其自认为有这一段历史,更要时时处处以时代先进自居。而这一点对其学术是有很大影响的。钱仲联先生作《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不仅把汪精卫拟为地耗星鼓上蚤时迁,就连虽然落水但被公认为近代诗坛巨匠的郑孝胥,也要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刘衍文奇怪这样处理的效果,“汪氏固是贼,然而寄食贼门之下,则又当何以自处其身耶?”其实是很好理解的,正因为有过去一段隐痛,所以才要极力撇清,至于学术的独立性(讲近代诗而如此贬抑郑孝胥,哪里会是心平气和的态度呢?),就只好弃置不顾了。
钱仲联先生学问博大精深,非小子敢妄下雌黄,不过在学问大节之外,也许不妨“识其小”,其中之一就是总觉钱先生对主流话语过于趋奉了,而他专攻的古典文学本来是可以少被意识形态所笼罩的。蒋春霖向来被推为有清一代最杰出之词人,钱仲联也认为蒋词“艺术性较高”,但他选编《清八大名家词集》却摒之不录,原因居然是蒋词“内容多污辱太平天国革命。”再看钱先生写这段话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12月了!钱仲联还讥评过陈寅恪的诗,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这一段公案的要害实与诗艺无关,陈诗水平如何,钱仲联先生和所有读者一样都可以公平讨论,而钱仲联贬抑陈诗则主要落脚于其思想和情感,说陈诗“其名篇即挽观堂之长庆体长诗,身处共和,而情类殷顽。”论及陈寅恪晚年的诗时又说:“且有猥托贞元朝士之感者,皆张茂先我所不解也。”有人争论过这段公案,但多围绕陈诗打转,实际上钱仲联先生的评价远远超过了诗歌之范围,已经是在讥刺陈寅恪先生其人了。“情类殷顽”也好,“猥托贞元朝士”也罢,无非都在向外界宣示钱仲联先生的一种价值判断:对世运变迁喟叹是一种悖时的情感;像陈寅恪这样自居于文化遗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于是我们又困惑了,难道钱仲联先生永远是这样与时俱进?难道他的诗词中就没有这种文人惯有的喟叹?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可是像钱仲联先生这里所持的标准,却实在是过于狭隘和严苛了。坦率地说,如果不联想钱仲联先生抗战中的所为,这样苛酷的议论也许还不会给人特别的观感,否则,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概文人对自己的同类,总是要求更高一些吧?
世运变迁或疾或徐,而文人因此种下的“隐疾”却往往根深蒂固。在发作之初,他们诸如避讳、撇清之举往往还是一种自觉行为,而一旦形成习惯,则极有可能跃进到一种自愿状态而不自知。晚年的黄裳先生还要批胡适甘为反动政府作“过河卒子”,钱仲联先生还要攻击蒋春霖“污辱太平天国革命”,还要指责陈寅恪不该自居于“遗民”,都不过是文人一种自保的本能,积久而成为一种无意识罢了。自然,这里无论文章还是学术,已经不那么像“天下之公器”了。只是,这一切是否都要集矢于文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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