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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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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朱关系考  

2007-05-09 13:07:4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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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篇餖飣文字(刊今年《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号第四期),不过写作之初也自有深意,就是要戳破那种把闻朱绑在一起作为所谓“知识分子转变”典型的谎话。

闻朱关系考
-------现代知识分子交往的个案研究之一
黄波

“闻朱”,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稍有了解的人便都知道,这是指闻一多和朱自清。为什么要把他们紧密联系为一体呢?很容易想到的理由是:闻朱二人相知甚深,政治倾向相近,一般都被认为是由右向左转变的知识分子之典型,当然更由于一篇现代史上的著名文章,称赞闻朱反蒋反美的“骨气”,“闻朱”不可分的印象就这样奠定下来了。于是,在后来的许多文章和专著中,常要把闻朱二位并在一起,有人著有《闻一多朱自清论》,有人为他们二人合编了一本《闻朱年谱》。曾经有一个时期,因为文学、学术以外的原因,闻朱被塑造成为并肩战斗的同志和战友,像以下这样一段文字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为闻一多这位热情如火的“狂者”,朱自清这位温和整饬的“狷者”,他们踏平千万坎坷,终于殊途同归一起走向了“斗士”之路。他们的并肩前行,正表现了民主个人主义者走向革命者的艰辛的行程。闻朱交往,并不似李杜那样金樽对酒赋诗论交,而是在沉默的政治生涯中滋长了诚笃的友谊。尤其可贵的是,他们倒是让战争的烽火从象牙塔里吸引出来,而后在与黑暗现实的抗衡之中逐渐靠拢从而达到契密无间的。[1]
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在阅读丰富的原始资料过程中,笔者一直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觉,这就是,后来人的不少印象实际上是先入为主的产物,对那一时代氛围和人物缺乏真切的体味,往往“以今例古”,从而大失本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卷入“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李大钊和胡适,今人似乎过于看重了那场争论对二人关系的影响。闻一多和朱自清,则可以被认为是另一个典型,揆诸实际,二人之关系远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契密无间云云,自是学界佳话,可惜离事实太远,不论出于何种动机,把他们绑在一起并没有多少道理。
厘清闻朱之关系并非全无意义,也许从这一个案,可以更好地窥见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也可以冲破一些人有意无意设下的文字迷障。

闻朱有别

闻朱有别,首先不言而喻,闻朱是有不同的个性的。
闻一多的性格,很容易把握,天生为一浪漫主义之诗人,易冲动,好走极端,这样的人,不掩喜怒不假辞色,喜欢这种性格的人称其“率真”、“无城府”,不喜欢的人则难免病其“锋芒过露”了。至于其与政治之关系,谢泳曾分析说:“他只对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但对现实政治,他是既没有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与”[2],其实闻一多对现实政治一度投入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连清华校长梅贻琦也不禁啧有烦言,所以与其说闻一多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毋宁说他喜欢用自己意念中的“理想政治”投射到现实政治中,不免陈义过高,对现实政治中的入局之人殊少体谅和同情之心。比如他曾这样正颜厉色地斥责罗隆基,“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3]赵俪生也回忆,“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4]罗隆基为清华旧友,陈铨为清华同事,对这种关系,闻一多既能当面让人难堪,其他人等自可想见了。
而说到朱自清,其个性却较闻一多为难把握。一般人说到朱自清,最容易想到的词语是“温厚”,的确,朱自清在人际交往中几乎从来不为已甚,当然还远远谈不上像官场中人一样面面俱到八面玲珑,但在学者文人中,他的确很少凌厉之气和名士派头,容易接近,这也是后来追忆者津津乐道的。不过朱自清绝不是一个没有棱角的人,只不过他不像闻一多那样屡屡面斥人非,而是深深隐藏了起来,毋宁说朱自清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阅读朱自清日记等私人化的文本,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真实的朱自清远远不像表面那样世故,其实他非常自尊和要强,有时甚至有些过度敏感了,比如一次朱氏对陈岱孙等人谈及自己“近来每日呕水,日渐消瘦之原因,岱孙认为此乃正常现象”,朱自清在日记中发了这样让人意外的感叹,“彼等安慰我是一番好意,但我总觉得将自己病情与苦痛去告诉别人乃不智之举。如别人给以诚心诚意之问询而使自己感到安慰,尚且值得;若别人漠不关心,冷冷然安慰数语,则只能伤害自己的感情。故最好不谈自己的病痛,并尽量表现得坚强些。”[5]一般人看来没有必要计较的细节,朱自清却并未轻轻放过。只有翻读他留下的日记,对朱自清的性格才会有完整准确的认识,其中殊堪玩味的记载颇多:一个他很不喜欢的人向他借钱,他借后,在日记中大骂那人是“下流坏”。按照一般分析,你不喜欢他,不借就是了,可朱自清不愿如此,借了又不甘心,于是转而向日记发牢骚。这种似乎有悖常理的做法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朱自清的性格。他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后也是如此,经常有学生请他讲演,并且题目都给拟好了,比如关于鲁迅的演讲,讲什么,邀请者已经限定了,这自然不会让被邀请者感到舒服,朱自清也不例外,但几乎每次还是去了。至于朱自清和政治之关系,他似乎和政治的距离更远,不论原因是其主动隐藏还是内心不感兴趣,我们所看到的朱自清,是很少对现实政治表态的。这倒符合他对自己的界定,朱自清的确就是这样一个“爱平静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
以闻朱这样判然有别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二人根本不可能成为知交。
闻朱有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二人在当时的学术声望和地位并不相埓。闻朱都是新文学家出身,后来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大学里任教。要想树立学术声望,当稳大学教授,仅凭几篇散文几首诗歌是不行的。当年在西南联大“跑警报”,刘文典对跟着跑的沈从文说:“你跑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学问家对文学家的轻蔑现在看来难免让人发噱,但从中倒可看出当时真切的语境。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闻一多和朱自清掌大学教席后,都分明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感,急欲用学术上的成绩证明自己,闻一多之有“何妨一下楼主人”之雅称,原因盖在于此。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科领域里,考证中国旧籍仍然被视为学术之正宗,不要忘记胡适当日归国,尽管早已因“文学改良刍议”而暴得大名,但他之能嬴得老辈称赞却端赖那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否则他肯定会不安于北大教授之位。职是之故,闻朱的学术方向也不能不循此路径,也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成绩。然而客观地说,闻一多的学术成绩和声望是超过了朱自清的。闻一多似乎更具有国学研究之天份,他研究《诗经》和《楚辞》,既严守规范,又新见迭出,一时让学界刮目相看。而朱自清,虽然长期出长清华中文系,但这个系主任更多地因了其办事和协调能力,终其一生,他似乎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学术压力中。这也有其日记为证:1933年6月12日,“下午考萧涤非,余问汉武立乐府事,为所驳,甚惭”;[6]1934年1月5日,“叶衍鑫一文讽余甚苦,感情颇激动,一面自恨学力太差,不知在此站得稳否?”;[7]1942年9月30日,“下午三时讲课,踯躅独室,但唯一的学生王瑶未来。这门课的情况使我很失望,开始怀疑自己的讲课能力。”[8]……
因为闻朱二人不同的个性,复由于其略有差异的学术地位,这样一种现象便很容易理解了:在人际交往中,闻一多似乎更“强势”一些,即使对刘文典这样的硕学老儒,他也常有傲慢之态,遑论其他?而朱自清则明显低调,但这种低调并不表示他内心里没有自己的看法和定见。弄懂这一点,对考察闻朱之关系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闻朱交往细节考索

闻朱之关系,一言以蔽之,不仅远远算不上知交,即使在同事中,也不是最为接近的的。这一结论明显突破了世俗之皮相认识,因此大有必要运用细节和有力的资料申论之。
和许多文人一样,闻朱交往之始是文字上的。1926年6月,因为闻一多一篇关于英文《李白诗集》的书评,针对文中的李白史实,朱自清读后写了《关于李太白》,两文先后载于《晨报》的副刊上,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的编者、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考订,“这大约是朱自清与先生最早的文字之交”。[9]至于二人见面,则要后推到1932年的9月8日,《闻一多年谱长编》记:“在城里见到刚自欧洲休假观光回国的朱自清。这是先生与朱自清同事论学的开始”,[10]朱自清当天日记也有记载:“入城访客,遇闻一多君。”这个时候,闻一多刚自清岛来北平,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而同月3日,朱自清被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订交之后的闻朱,关系如何呢?
应该说,同为中国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研究者,更缘于系主任的身份,朱自清对闻一多是尊重和推崇的,他的日记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1932年9月,归国后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为了中文系的发展,也大概为了搞好人际关系,曾遍访清华同仁,专门在日记里列了个“应访名单”,其中就有闻一多;他经常在日记中用专题的篇幅记载闻一多关于各种学术问题的见解,屡屡称赞其“所论均极有见”。有一次访问闻一多,值闻不在,“得闻太太许可,阅一多手稿,当日在日记中赞叹“资料丰富,很受启发”;[11]“推选国家教授,我选一多与了一”,[12]所谓“国家教授”即“部聘教授”,是当时学人非常看重的一种荣誉。因为闻一多的性格和明显外露的政治倾向,他在学校的人际关系算不上好,作为系主任,朱自清对闻一多,无论是在学术还是生活,都是尽力维护和关照的。1937年10月,清华等校迁至长沙组织临时大学,闻一多自武汉赴长沙,行前拍电报,“要求今晚有人去火车站接他”,而最后负起这一责任的是系主任朱自清;西南联大时期,闻朱二人同住在昆明北郊的司家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生活颇多不便,一次闻一多患病,写信托朱自清向梅贻琦、蒋梦麟两位校长借车进城,但均被托词拒绝,朱自清在日记中特地记下了一笔;[13]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使命,4月14日,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举行话别会,闻一多在会上演讲,激烈批评包括清华在内的三校的教育作风,说这种“美国式教育”“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遭来许多人不满,梅贻琦在当天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晚,勉仲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14],梅贻崎甚至一度有解聘闻一多的想法,于是在朱自清次日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15]闻一多最终还是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无疑朱自清起了很大的作用。
前面说过,由于闻一多的学术声望和恃才傲物的天性,他在待人接物中是颇为“强势”的,这一点也不能不影响到闻朱之关系。对闻一多的这种强势,朱自清多数时候都表现出了一种隐忍的态度,但内心里还是颇感憾然的。他的日记里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很多富有趣味的记录:1942年8月13日,因为研究生入学考试问题,朱氏在日记中写道:“杨(振声)称我为中间路线者,而闻认为我只是遵守规则的人,与杨争论数句即保持沉默。尽量保持沉默,对我来说是聪明的,特别是在这个学校里。”[16]同年9月10日,“一多痛骂刘叔雅,口气傲慢。刘是自作自受,尽管闻的责骂对于一个同事来说太过份了。他还说他不愿再为他人服务,意思是在暗讥我的妥协脾气。”[17]10月20日又记一事,“餐后我们谈及中国书信的敬语,一多概称之为‘虚伪’。如往常一样,我受不了他的一概抹杀,用很谦虚的语调与之争论,谓此种虚伪或有必要。他立即带着傲慢的微笑回答说:他并没有说绝对无此种必要。”[18]1943年6月9日,“一多作主席,发表了独断的意见:陶渊明脱离现实,在有些事情上他是错的,陶渊明的爱好者也有错误。这些话皆令我不快,然皆以沉默对之。”[19]而对闻一多的热中于政治,朱自清也并不以为然,在日记中曾直言其“在政治方面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20]1945年3月,闻一多等热心促成昆明文化界人士300余人联名发表《昆明文化界关于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而在这个声势浩大的行动中,朱自清明确对闻一多表示不支持。
在闻朱交往中,除去学术、政治观点之歧见,生活上的琐事是最能见出二人关系之实质的,也只有这样的细节最真实。闻朱形迹上的交往并不密,这是称赞闻朱二人友谊契密无间者也不能不承认的,而这一点就很令人奇怪了,因为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比邻而居的。而就在并不密切的形迹交往中,还有一些不愉快的琐事,在朱氏日记中显露无隐:1942年4月9日,“晚饭时,闻的孩子和他父亲坐在上座,这已经是第二次。闻的孩子曾说闻是我的老师,这当然很可笑,但可以看出他对我的评价。孩子的评价尽管不必认真,但过于尖刻了。应该加紧用功,从此言行宜更加谨慎,时刻牢记‘忧谗畏讥’之语可也。”[21]同年8月29日,“昨日闻太太问一多:余任教授是否已十年以上?她想不到回答竟是肯定的。由此可了解闻家对我有什么印象!我将振作起来!”[22]1943年8月15日,“继续写文章。晚睡。自闻之孩子处得知闻对我选的初中教科书里的新诗很轻视(原话是‘瞧不起’),莫此为甚!”[23]同年9月6日,“上午洗热水澡。闻的孩子从我桌上拿走四本书而不留一言,忍之又忍,看来并无全部归还之意。”[24]同年9月18日,“闻的孩子还书三本,但却并没有杰克伦敦的那本。他乘我不在把书送回,只字未提丢书的事。想来那本书是丢了。”[25]1944年3月9日,“参加浦与徐的宴会,席间罗与闻交谈,旁若无人,指桑骂槐式的批评,使人愤然。”[26]1945年9月17日,“期望能与一多谈心,然彼冷冰冰。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27]……对这些表面琐碎的细节,也许可以说朱自清可能过于敏感而自尊了,但联系到闻一多的性格,这种敏感并非全无道理。
考定闻朱之关系,二人显然谈不上知交,遑论同志和战友。以闻一多的个性,笔者委实不敢判定他有无真正的知交,而朱自清的知交则自属校外的俞平伯和叶圣陶,这从他很少把披露自己心境的旧体诗给校内同仁看,却一定会寄赠给俞、叶即可见出。若论一般过从,在清华校内,与朱自清和陈梦家、王了一等交往相比,尽管闻朱曾比邻而居,其形迹也相对疏远。翻检闻朱交往中这么多琐碎的细节,完全是为了还原一个事实和真相。学者也是普通人,这样的细节并无损于一个学者的人格。值得注意和警惕的倒是在闻朱研究中,对这类细节视而不见却偏偏要大唱高调的学风。

学者良知之闪耀

因为闻一多的意外被剌身亡,在晚年朱自清的生命轨迹中,烙上了浓重的闻一多的影子。这一点恐怕是朱自清本人也无法预料的。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远在北京的朱自清直到7月17日才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天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报上的新闻,“报载,一多于十五日上午五时许遇剌,身中七弹。他的三子与他在一起,亦中五弹。一多当即身亡,其子尚未脱离险期。”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闻此,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剌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28]19日,有人登门请朱自清写一篇纪念闻一多的文章,次日他便写成了《闻一多和中国文学》一文;21日,他又参加了西南联大校友的闻一多追悼会,并作了《闻一多和中国文学》的讲演;8月4日,在北大校友会上,朱自清又作了悼念闻一多的简短演说,当场还发起了为闻一多家属捐款的倡议,并当场得款十七万元;16日,因闻一多之逝,久不作新诗的朱自清写下了“你是一团火”的诗句;18日,朱自清出席闻一多和李公朴的追悼会,发表讲话,谈闻一多生平;直到1948年7月15日,这时朱氏的病情已相当严重,身体也十分虚弱,却仍然参加了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而朱自清担任“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亲手为《闻一多全集》拟目修改《年谱》,为全集负起总纂之责,则是众所周知之事实。
于是问题出来了,这样一些事实岂非表明笔者关于闻朱的结论大有修正之必要么?窃以为不然。朱自清在闻一多身后的言行,只是一个学者之良知的体现,与私人关系并无必然联系,胡适虽然与鲁迅不谐,但不是仍然称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吗?朱自清无疑是一个正直、有公心的学者,对他而言,不仅是闻一多,如果是清华同仁中另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不幸殒命,这种“后死者之责”,朱自清也会义不容辞,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品格。
闻一多之死对朱自清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不仅表现在为尽后死者之责,晚年缠绵病榻的朱氏耗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更严重影响到了这一个书斋型学者的政治倾向和对时局的观感。晚年朱自清的确是变得激进了,这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连手无寸铁的文人都不肯放过,这样的政权谁还能期待它会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

注释:

[1]时萌:《闻一多朱自清论》第85页,上海文艺1982年版。
[2]谢泳:《血色闻一多》第123页,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3]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散文》第一集第43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4][9][10]《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61、334、42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8][11][12][13][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朱自清全集》第十卷(日记编)第353、201、366、183、189、399、192、197、205、245、388、164、194、256、258、260、283、367、41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7]《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日记编)第233、2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4]《梅贻琦日记》第21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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