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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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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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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济南时报》的专访  

2009-06-20 14:32:4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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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时报的郑连根兄,既是我许多滥文的编辑,也是相互砥砺的朋友。《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承他不弃,翻看后,颇有溢美之词,并想做一个访谈。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很快就凑了一整版,刊于6月20日的《济南时报》。(http://jnsb1.e23.cn/html/jnsb/20090620/jnsb8495750.html

 

                     黄波:“中间代史学”登场,用公民眼光看朱元璋 

 

图一:《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黄波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28.00元
图二:作者简介
   黄波,男,1973年生,曾做过会计、公务员、自由撰稿人等,现供职于湖南《湘声报》。好读书,偶作文,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著有《说破英雄惊杀人》、《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纵横谈》、《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等。
                                    □本报记者 郑连根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之后,“草根史学”及明史热已逐渐降温。可恰在此时,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横空出世,提出这个说法的人叫黄波,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这本写朱元璋的书既不同于严肃的“专家史学”,亦不同于轻松诙谐的“草根史学”,它处于“中间代”,通过专题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剖析了朱元璋的成功路径、治国理念、心理特点及历史影响,既有学术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它的四大卖点赫然印在书的勒口上:国内第一本将朱元璋“个人业绩”和“历史功罪”清晰区分的书;国内第一本从政治文化角度切入,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帝王的书;国内第一本在专业史学和草根史学中间,倡导“中间代史学”的书;国内第一本叙述平易,又有很强的思想性、批判性,且避免了学术硬伤的皇帝读物。
   这“四个第一”,到底是货真价实,还是一种炒作的手段?“中间代史学”又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作者对朱元璋这个皇帝又有哪些新见解?……带着诸多问题,记者专访了作者黄波先生。
   记者:您的书标榜了“四个第一”,您觉得底气足吗?
   黄波:老实交代,所谓“四个第一”,主要是出版方营销的考虑。但要说完全是胡吹,我也不太服气。我写朱元璋,无意炒作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而是将其视为传统政治文化“孕育”、“浸泡”下的一只“麻雀”,结合其一生中最重要、最耐今人思索的事件,综合运用一些初级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剖析这位独特帝王的性格、心理以及他对后来中国历史进程、社会变迁的影响。这种写法是否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我想,只要你拿它和目前市面上能够看到的帝王书对比一下,不难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
   记者:您独创了一个“中间代史学”的概念,它的内涵是什么?“中间代史学”和我们熟知的史学区别在哪里?
   黄波:过去我们说到历史的时候,都意味着庄重和肃穆,那是因为历史是专家的专利。时移世变,到了网络时代,历史更多成为一种供人调侃的东西,因此在“专家史学”之外又诞生了“草根史学”。在我看来,这两种史学各有优长,也各有弊端。专家在专门之学上当然都下过很深的功夫,但可能由于无暇或不屑旁顾,往往就专业谈专业,缺乏开阔的视野,而大陆的老一辈专家更存在观念束缚过重的问题;草根史学十分轻松,但过分沉迷于用网络语言复述历史故事,它给了人们最初的新奇,却由于缺乏对历史的“穿透力”,很难让受众再进一步,至于其因准备不足而带来的硬伤,更是贻笑大方。我想超越专家史学和草根史学,就生造了“中间代史学”的概念。我用这个概念,并不准备借此表达一种多么深刻的主张,只是勾画出自己游走于专家和草根之间的姿态罢了。
   理想的“中间代史学”,以专家史学辛勤建立的大厦为基础,力戒硬伤,又能够跳出专业圈,轻松解除既有观念的束缚,以一种冷静的心态平视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同时,它又尽可能借鉴草根史学容易让受众接近的一些长处,有趣,好读。我这本书只能说是“中间代史学”的一个尝试罢了,至于是否成功,请读者批评。
   记者:您上面说过,草根史学常常会有不少硬伤,您自己的书能够避免吗?
   黄波:绝对避免,不敢打保票,但我敢自信地说,硬伤肯定很少,因为我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以第一手史料作基础的。我为了写这本书,读了不下60种(注意,不是60册)关于明史的史料和著作,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小册子就不说了,大部头的,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共28册的《明史》、4册的《明史纪事本末》,大量的明代史料笔记,我都通读过。如果认真阅读,你也许会发现,我书中运用的某些资料可能是过去没有见过的,原因很简单,那是从卷帙浩繁的《明史》中一些极不起眼的地方挖来的。现在关于明史的书好像很火,不少书往往一眼就能看出:作者连《明史》都没读。这很不应该,《明史》是最基础的史料嘛。
   记者:您倡导“中间代史学”,又声称以现代公民眼光评判朱元璋,那么,现代公民眼光体现在哪些地方?你得出了哪些与前人迥异的结论?
   黄波:我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我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针对吴晗等前辈学者也提出了一些新见。比如,以往史学界认为,起兵造反时的朱元璋是农民领袖,胜利后就成了地主阶级代表,发生了“蜕变”,而我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这些观点都无法自圆其说。人们喜欢说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事实却是,由于要积蓄力量夺取政权,战乱中的朱元璋代表农民利益云云,即使有,也注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倒是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更有能力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也不乏一些具体的行动。同样,当上皇帝的朱元璋也不是什么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我们只要稍想一下,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蓝玉案,被朱元璋杀掉的都高达两三万人,而如此庞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又属于缙绅阶层,与平民无干,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当“总代表”的吗?朱元璋的“抑豪强”历来为史家所称道,所谓“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这样的强力抑制,怎么会是自己的“总代表”之所为?所以,我认为朱元璋的人生中根本没有什么“蜕变”,他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家族和朱氏王朝,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我将这一观点整理成文字在《书屋》杂志上发表后,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还将其作为理论动态进行了摘编。
   又比如,朱元璋所实施的军屯和逼迫富户移民,历史著作中多给予盛赞,认为“有益于战后生产力的恢复”,“推动了历史前进”,可我们不应忘记,军屯的成效是以对军屯中低级士兵权利的极大剥夺为代价的,那些被逼背井离乡的富户的呻吟虽然微弱,但一个21世纪的论史者也不应充耳不闻。在宏大的符号之外,尊重个体的感受和权利,也是本书一个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
   记者:那您觉得朱元璋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呢?
   黄波:我一个最“另类”的观点,可能要算我对朱元璋的盖棺定论了。过去学界主流对朱元璋虽然也有批评,但持基本肯定的态度,而我则认为,应严格区分“个人业绩与历史功罪”,朱元璋尽管个人业绩突出,也有一些善政和成绩,但其“缺点”的负面影响,如海禁、阻止工商业发展、思想文化专制等等却是绵延后世,让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不能须臾忘怀的。这样一个人物,还怎么去推动历史前进?如果这样一个人物,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那么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还有多少不曾推动历史前进的?
   记者:看来,您不仅认为朱元璋不像吴晗等人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甚至认为,就是把朱元璋放到二流帝王中,也无法占据前列位置。这是否过于标新立异了?
   黄波:绝对不是!我当然承认朱元璋是一个手段非常高明的皇帝,否则,他也不会对他的臣民具备那么强大的控制力,在其治下几乎没有出什么大的乱子。可是仅此一点,似乎只能说明洪武朝是朱元璋这个雄主的盛世,而不是他可怜的臣民们的盛世。史学家告诉我们,从明成祖朱棣开始,越往后,明朝皇帝的治国能力越差,一蟹不如一蟹。可是从史料上看,明中叶以后,因为朱氏皇权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恢复到他们的祖宗朱元璋的水平,整个社会反倒迸发出了洪武朝无法想象的活力,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现象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个控制力太强的王朝,绝不是民众和社会的福音。如果硬要我在洪武朝和明中叶以后的所谓“衰世”中选择其一,老实说,我宁愿选择后者。
   记者:看得出,您在尝试用大历史的眼光和当代人的视角“重审”朱元璋,那么您如何看待朱元璋的洪武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黄波:华夏文明曾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优秀的文明之一,然而,在人类文明的赛跑中,它却成了最终的落伍者。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伍的?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潜心钻研中国科学史,他在著作中回答这个问题,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于16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就看到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与当时的欧洲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然而在我看来,与其说中国的掉队发生在明末,倒不如说是因为到了明末,中西文明才给了像利玛窦这样的有心人一个比较的机会。严格地说,中国在明初就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至少可以认定,中国在明末掉队的深层原因应该追溯到明初。
   朱元璋所建立的明王朝处于14至17世纪。现在,有了一点全球眼光的中国人都知道,在这一段历史里,世界面貌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了近代社会,而我们却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给西方,关起门来寻找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可以说,明初的海禁是中国前进的重大挫折,要寻找中国贫弱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洪武朝。今天我们重温历史,能够得出多方面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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