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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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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续)  

2006-12-05 17:58:34|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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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铨的话剧创作中,以《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最为出名,而《野玫瑰》昔日尤其轰动了大后方,尽管这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吝言或者讳言的。

《野玫瑰》的剧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具有坚定民族主义意识的国民党女特工在沦陷区锄奸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剧本的艺术性并不高,有相当浓厚的“图解概念”的味道。什么概念呢?就是包括陈铨在内的“战国策派”学人多次宣扬的,国难当头一切应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剧中的女特工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牺牲爱情和家庭乃至生命,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民族解放,而被安排为女特工丈夫的大汉奸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对民族的背叛不同于一般的汉奸,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源自他坚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认为,“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背叛国家?”陈铨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有独特理论的汉奸之死,宣告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个人主义道路的末途。

也许是以“女特工”为主角增加了剧情的传奇性,也许是《野玫瑰》中的大汉奸超越了一般的概念,总之先在昆明后到重庆演出的《野玫瑰》获得了巨大成功,据统计,它在重庆总共演出了十六场,观众达到了万人以上,《野玫瑰》的主演秦怡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空军官兵也来看戏,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军人买不到票,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持要入场看戏。[5]陈铨因此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942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杰出成就都受到奖励,陈铨的《野玫瑰》名列三等奖。关于这个奖项,后来的研究者评析说:“这次评奖并没有以政治倾向作为依据,体现了评奖委员会非常独立的立场。后来此类奖项,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作家的作品获奖。”[6]可是当年得奖的《野玫瑰》却遭到了来自左翼的猛烈的抨击,“糖衣毒药”、“炮制汉奸理论”等帽子都不期而至,据白杨的回忆,以“革命作家”出名,实为中共在大后方的文化领导人之一的阳翰笙更干脆地断定:“陈铨是文化特务”。[7](同5第88页)。而国民政府方面,针对左翼的批评声浪也作出了回应,几位重要的文化官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中央图书杂志委员会潘公展、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席张道藩等都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野玫瑰》,针对左翼人士要求取消对《野玫瑰》的学术奖励的要求,陈立夫等辩称这完全是“投票的结果”,并没有人为因素。

《野玫瑰》风波看似偶然,其实正透出国共两党对意识形态控制权的争夺。国民党一方希望通过对文艺的管理和统制,拒绝价值分歧,提升文艺界人士和公众对“国家”的认同,而在当时的语境中,“国家”的具象就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作为在野党的中共,当然对这种企图充满了警惕,任何有助于国民党文化统制意图实现的人物和现象都是他们坚决反对的。幸乎不幸乎,本来一直与现实权力和现实政治没有什么瓜葛的陈铨,不论其创作《野玫瑰》的初衷如何,终于难逃被“误读”或者“利用”,就这样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名为文艺实为政治的纠葛中。

因为一贯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处在风口浪尖中的陈铨的反应十分平缓,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回应。1969年,陈铨去世前在应外调人员要求所写的材料中谈及“《野玫瑰》风波”时说:“在《野玫瑰》发表和上演的前后,正是我本人非常忙碌之时。重庆的许多事情发生,我本人不在那里,那还是半年或一年以后,我有机会到重庆,才有人遇机会补告了我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不一定完全,也不一定真实,我不过听听而已”。[8](同5第93页)“不过听听而已”,是不以为然还是不屑一顾?

 

“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但在当年的语境之下,他们的受批判简直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被误解和抨击倒是不正常的了。

身处于国民党政权压迫之下的阵营不惬于他们,是不用说的了。“战国策派”学人张扬的“国家”、“民族”的符号,客观上说是很容易被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利用,借以打压“异己者”维护自己的统治的,后来,“最高领袖”蒋介石在抗战中的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不是也在借高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调子,否定五四启蒙的路径,为旧伦理和宗法制度招魂吗?

“战国策派”学人同样会被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所不喜,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试读胡适的一段话,“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在胡适这里,“个人的自由”是先验的,相当于一种“绝对律令”,是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的,和“战国策派”学人相比,其中之距离显而易见。自由主义者和“战国策派”学人的这种疏离感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陈铨暴得大名的时候,同在西南联大教书的“五四之子”闻一多还没有发生“转向”,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就不喜陈铨,据赵俪生回忆,“我常请先生参加一个什么座谈会,他总问‘还有谁?’某次我答:‘还有陈铨先生。’他立即厉声说:‘我不去!’”[9]

“战国策派”学人的这种两面不讨好不能不让今人生无限感慨。这些学人深受西方文明洗礼,他们(尤其是林同济和雷海宗)对中国的传统官僚政治有很深的认识和检讨,他们怎么可能会要求自己的祖国开车后退?也许他们在发表政论的时候是意识到了自己将“两面不讨好”的窘境的,但结果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来,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国难的强烈刺激!他们批判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当然希望执政的国民党能引入西方的民主政体,但同时在空前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面前,又希望全国的人心和各种力量不致分散,按陈铨的理解,如果“全国民众意见分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民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这就是文学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10](99页)虽然后来有研究者说:“以外族入侵为理由,要求所有的组织和个人,服从国家政权,全力御侮,在民族主义时代无可厚非”,[11]不幸的是,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权”后来日渐腐败并最终垮台,在后来的“历史书写”中,不论“战国策派”学人和现实政治有无联系,他们之成为陪绑者的命运是无可逃避了。

如果硬要追问“战国策派”学人错在何处,只好说他们的“救世之心”过切了!不仅是他们关于政治的看法,其学术研究中也往往贯注着强烈的救世欲望,雷海宗提出的中国文化独占两周并且有可能经由抗战开辟第三周的观点当年颇为轰动,但以笔者愚见,其中多是套用施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模式推演而来,没有多少实证的基础,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固能激励士气和人心,而学术的独立性却未免要打些折扣。“以天下为己任”,即使将自己适度扭曲也在所不惜,这其实要算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通病”了。但这真的是知识分子的错吗?如果国家不是被弄得如此之糟……,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1949年后的陈铨从绚烂归于平淡,先在同济大学,后到南京大学外文系,1957年被下放到外文系的资料室。南大的学生已经很少知道这位“图书管理员”的来历了,翻译家杨武能当年就读于南大,他是这样回忆陈铨给他留下的印象的,“这宝山(指资料室)也有一位充当看守的小矮人呐!别看此人个子矮小,可却神通广大,不仅对自己掌管的宝藏了如指掌,而且尽职尽责,开放和借阅的时间总是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还能对师生的提问----给予解答。从二年级下学期起,我跟这小老头儿几乎每周都要打交道,都要接受他的服务和帮助。我敢断言,像他似的既学识渊博又有求必应的图书管理员,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了。起初我对此只是既感叹又庆幸:自己进入的这所大学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日后我才得知,这位其貌不扬、言行谨慎的老先生,名字叫陈铨。他虽然精通德语和德国文学、文化,却上不了讲堂,原因是据说不但历史有问题,解放前写过一部‘甚至得到蒋介石赞赏’的剧本《野玫瑰》,而且还是个‘大右派’!可尽管如此,我发现我的老师叶逢植、张威廉却异常尊敬他,不像某些人似的对他直呼其名,而总是称他‘陈先生,陈先生’。[12]

世界是一个舞台

人生是一本戏剧

谁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场

谁也不能在后台休息

这是陈铨剧本中引用过的一句台词。曾经“粉墨登场”过的陈铨终于不能不到“后台休息”。1969年1月31日,在时代的风暴中,陈铨孤寂地离开人世,永远地休息了。

 

 注释:

[1] 艾克恩编:《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35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2][4]重庆师范学院编:《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战国派》第297、124页。

[3][11]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第7、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5][6][7][8][10]季进、曾一果:《陈铨:异邦的借鉴》第89、91、88、93、99页,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9]闻黎明、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第46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2]杨武能:《“图书管理员”陈铨》,刊于2006年1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刊《书屋》杂志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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