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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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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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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刘世南刘永翔辩论诗注“挖脚跟”续)  

2006-08-22 20:46:05|  分类: 日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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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书非“挖脚跟”不可
  刘永翔
  (文汇报2006年7月23日“文汇学林”)
  
  最近读到刘世南先生《谈诗注的“挖脚跟”》一文(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作者虽尝受钱默存先生奖掖,却史鱼直道,不肯苟同,对《宋诗选注》的注释方法提出了异议,具见“我自当仁不让师”精神(世南先生句,见其所著《在文学殿堂外》90页),至为钦佩。然私意亦有不敢苟同者,欲与世南先生稍事商榷,以寓见贤思齐之意。
  世南先生说,他尽管“十分喜爱”钱默存先生注诗的“挖脚跟”,却和不喜欢“挖脚跟”的钱仲联先生一样,不赞成这样做。理由有五:
   一曰挖脚跟“属于鉴赏,而非笺注”。
  这未免拘于所见,画地为牢了,难道鉴赏真的不属于笺注吗?据浅见所及,笺注之法自来皆随著述部类之不同而有所变异,集部之注,自与经、史、子之注殊科,除名物制度、人物履历、语词典故、章旨题意之外,鉴赏是绝对少不了的。仲联先生深明此意,故其笺注韩诗,诗后大多附“集评”以助鉴赏,其中颇不乏“挖脚跟”者,并不因自己的“不喜欢”而不取(如卷二《县斋有怀》、卷七《送河南李正字归》注之引顾嗣立语,卷六《送李翱》注之引朱彝尊语皆属此类,例多不能殚举)。只是由于没有断以己意,招致默存先生“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的批评。仲联先生既然“不肯主持”,当然自己也不会去“挖脚跟”。于是世南先生以此为据,进而反诘道:“我国从古至今的笺注,有这样挖脚跟的吗?”
  一位资深的诗史研究者竟会口出此言,令人不胜惊诧。须知“挖脚跟”绝不是默存先生的发明,我国从古至今的诗集笺注中,“这样挖脚跟的”偏偏更仆难数,随便举几例吧。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一注《宿江边阁》“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一联云:“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诗云:‘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子美此诗虽因旧而益妍,正类獭髓补痕也。”又卷三六《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晚年花似雾中看”,注引赵次公曰:“有士夫传黄鲁直云:前人诗有‘水面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谓点铁成金。鲁直之言如此,但学者未见前人何人诗也。次公独见沈佺期《钓竿篇》亦曰:‘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岂正是此句而传者不审邪?”这些笺释之语难道不是在“挖脚跟”吗?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是集大成之作,其书的“挖脚跟”就愈加不计其数了。至于大张旗鼓提倡“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的黄庭坚,他的诗集,“挖脚跟”更成了注家非做不可的功课,翻开任渊的《山谷内集注》、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注》,均可证吾言之非谬。
  与世南先生迥异,在前人眼中,“挖脚跟”毫无疑问“属于笺注范畴之事”,不挖就不合格。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注书难》条批评傅洪注东坡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蔷薇罥’,‘学画鸦黄未就’,不能引《南部烟花录》,如此甚多”,不满的就是注者未能“挖脚跟”。难道古人和默存先生都如世南先生所指摘的那样“思出其位”了吗?
  “挖脚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关涉到人类艺术的“沿”与“创”,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不是乍一看赏心悦目便可立马定为佳作的。鉴赏时不但要深究其“沿”其“创”,还须细辨“创”中之“沿”与“沿”中之“创”。“创”多则可贵,“沿”多则不足重,不比选美只要符合标准即可,并不问是否貌类他人的。这就是评价“人工”与“天巧”所悬标准的相异所在。而要探明是“沿”是“创”,则非“挖脚跟”不为功,默存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实已示范明之:他举史尧弼《湖上》诗为例:“浪涌涛翻忽渺漫,须臾风定见平宽。此间有句无人得,赤手长蛇试捕看。”如果不挖脚跟,则“这首诗颇有气魄”,“意思很好,用的比喻尤其新奇,使人联想起‘捕捉形象的猎人’那个有名的称号”,可是一挖脚跟,“其实两只手都拿着向古人借来的武器,那条长蛇也是古人弄熟的、养家的一条烂草绳也似的爬虫”。
  《宋诗选注》正以这样善挖脚跟的精彩鉴赏见长,如果去掉这些引人入胜的“意象探源”,则“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在汗牛充栋的今人注本中恐怕就“泯然众人矣”,不但不会享誉士林,想来世南先生自己也不会“十分喜爱”的。记得世南先生曾为文驳斥某“三家村学究”对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句的非议(《在学术殿堂外》165-166页),前人一系列对该句式“挖脚跟”之文为他的论辩增色不少,所以我敢肯定他所说的“喜爱”是真心的。
   二曰穷源竟委不易。
  世南先生为此举钱大昕考“填讳”起源、阎若璩究“使功不如使过”出处费时之久以证探本寻源之不易。不易诚然,人无异议,前引《容斋续笔》,不是也说“注书难“吗?但何以“不易”便可成为“不为”的理由呢?未免令人费解。这样说来,钱、阎二公岂非都在“可怜无补费精神”吗?再说世南先生在这里混淆了概念,仲联先生说的“挖脚跟”,并不是指名物语词的务求其朔,检《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书中对前人注释拈出的语词来历不厌其烦,一一备录,即可为证。仲联先生的原话是:“什么在‘他’之前已有谁有这样的诗句诗意,在‘他’之后谁受启发又有什么诗句诗意。”说得非常明白,乃指默存先生的“意象探源”而言。世南先生所举显非仲联先生原意,尽管如此,我认为即使是名物制度、人物履历、语词典故之注,“脚跟”也是非挖不可的。为什么呢?
  因为“挖脚跟”乃是注释体例之必需。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屠湘之“尝为袁简斋先生骈体文注释,一典必穷其源,不肯举眼前所有者以塞责。余尝借其本观之,所引之典,多出余所知之外者。余谓先生:‘恐简翁当日撰文时亦只就目前之典用之,未必若是之探天根、蹑月窟,诚恐先生所引之典并简翁当日亦未必知之。’先生曰:‘固然。然注书之法不能不如此。’”
  屠湘之的话是有道理的。举例来说,如果某甲一文用了“轩然大波”一词,作注释时,自当探本而引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的“轩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之句,即使此词某甲实从《雪山飞狐》中学来,也不当引金庸的武侠小说为证。世南先生文中曾引谭复堂的名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窃以为注释之必穷根究底,可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注者之用心不得不然。”这一原则已成规范,无间雅俗。试为世南先生“我自当仁不让师”之句作注,若率尔引李伯元《官场现形记》第十七回魏竹冈的话:“人家骂小弟鱼肉乡愚,这句话仔细想来,在小弟却是当仁不让。”必为所哂。再古一点,引高明《琵琶记》第十出《杏园春宴》中末的道白:“又道是当仁不让于师。”也必摇首无疑。即使引李翱《李文公集》卷六《答皇甫湜书》的“古之贤圣,当仁不让于师”,想来也不蒙许可。我想必待追溯到《论语·卫灵公》的“子曰:当仁不让于师”方会首肯。可这就是“挖脚跟”了,不这样挖能行吗?
   三曰注诗“挖脚跟”主观性太强,未必符合原诗的创作实际。
  世南先生说:后人作诗,“即使与古人合,也只是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哪有一味向古人诗中做贼的呢?”这说得过于绝对。须知即以世南先生“向古人诗中做贼”一语而言,即出自《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亦见《北史》卷五六《魏收传》)这岂不恰恰证明文学史上的确有这样的创作之风吗!钟嵘《诗品》也早就举出“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的现象了。宋诗的代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正是这样创作的。王若虚曾经这样批评黄氏:“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一)事实俱在,证人甚多,世南先生却偏要加以否认。其实,这种依傍前人意象的作诗之法一直延续到后世。《红楼梦》第十七回宝玉作“怡红院”诗,草稿内“绿玉春犹卷”一句,宝钗建议将“玉”改为“蜡”,而宝玉要追问出处一事,即是这种诗坛风气的反映。至于后人于古人的不谋而合,拙文也早已提及,只是结论与世南先生不同。我说:“即使后人于前辈并非有意规摹,而是无心偶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对二者意象表达上的优劣进行比较呢?”(见《蓬山舟影》74-75页)
   四曰再博闻强识的人,也不可能过目不忘。
  这话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但竟举不才为例,则深感惭惶。孤陋善忘如我,何意得此不虞之誉。只是世南先生所指拙文误解钱诗之处,却侥幸没有弄错。默存先生“只惭多好无成就,贻笑兰陵五技穷”之句,我理解为:“说自己多好少成,会像荀子都说的‘梧鼠五技而穷’而被人讥笑。”(《蓬山舟影》53页)世南先生难之曰:“所谓‘多好少成’,就是多所爱好,少所成就。钱诗是‘无’,何以改为‘少’,永翔先生是以‘多’对‘少’,所以窜改原字。但锺书先生原意并非如此,他是用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所说‘朱贪多,王爱好’,‘多’、‘好’是并列联词,而非偏正结构,永翔先生理解错了。”世南先生“增字解经”,以为得了确诂,殊不知默存先生用的是苏东坡《和子由论书》诗的“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东坡前集》卷一),这首诗谦称自己素不善书,近来却又去学射箭,而射技也不能使自己满意,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苏诗中的“多好”两字也由“贪多爱好”压缩而成(姑不论是否可以这样压缩),则很难想象,东坡居然能够预先看到六百多年后赵秋谷《谈龙录》里评论朱彝尊和王士禛的句子!至于世南先生指责我改“无”为“少”,固哉高叟之为诗!竟不知“少”有“欠缺”之义么?以上所陈并无自我辩解之意,只是为了说明,如果不挖脚跟就贸然“发明诗意”,是很难避免郢书燕说的。
  五则引陆游之语,谓好诗不当以出处求,字字有出处,不妨其为恶诗。
  放翁大诗人,其言自是内行之语,但此处引来却是无的放矢,默存先生从未说过有出处者便是好诗的。相反,他在《宋诗选注》的序和书中王安石、黄庭坚的简评中都严厉地批评了“资书以为诗”、“借事以相发明”的作诗之法。
  再说,从陆游之语中我们按逻辑既推不出他认为有出处者必是恶诗,也推不出他主张注诗不要探求出处。实际上,陆氏的著作中有许多涉及“挖脚跟”的议论,津津乐道,娓娓可听(如《老学庵笔记》卷四谈僧癞可“乱山争落日”出自刘长卿“千峰共夕阳”;卷五论晏叔原词“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出自韩翃“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而“气格乃过本句”。卷十谓东坡“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用王建《牡丹》诗“可怜零落蕊,收取作香烧”之意而“超然不同”;同卷说王禹玉《送文太师》诗“精神如破贝州时”用白乐天《寄裴晋公》诗“闻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时”而“加工”;《渭南文集》卷十五《施司谏注东坡诗序》谓东坡“九重新扫旧巢痕”本李义山“凤巢西隔九重门”),不知何故,世南先生只从《老学庵笔记》中引了自以为于己有利的一条,而对其他都视而不见、避而不引?
  以上不惮辞费,与世南先生逐条商略,无非是想求证一个我思之良久并筹之烂熟的命题,那就是:注书非“挖脚跟”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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