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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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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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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2009-04-13 11:41:03|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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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抢米:一百年前的群体性事件

黄波 

 

小人物悲剧激出的火星

   每一起后来被历史学家认定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是由小人物揭幕的。

   1910年4月11日晨,长沙南门外以挑卖河水为生的黄贵荪将前一日卖水所得的80文钱交给妻子,嘱咐她去相近的“戴义顺”米店买一升米。当黄妻到达米店时,伙计告知米价已涨到每升85文,饿了几天肚子的黄妻绝望地跳进了南门外的老龙潭。黄贵荪晚上回家,悲不自胜,抱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投水自尽。

   4月12日下午,还是在“戴义顺”米店,当日米价稍有回落,一度降到七十文一升。黄昏时,一老妪持74文前往买米,米店告知已涨至76文,待老妪回家凑足76文再来,米价又涨到了78文。双方发生争吵。恰巧邻近的地方因天灾正演皮影戏酬神,聚集者众,争吵声吸引了不少人,大家纷纷探问究竟。中国人有看热闹的习惯,也有打抱不平的习惯,眼前米店发生的场景,如在平常,引发旁观者一些诸如“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指责,也就罢了。但这一次不同。宣统二年,湖南水灾不断,米价持续上涨,已让人的心理压力达到极限,惊惶中的人们都在下意识地寻找一个排遣的机会。因围观者提到了昨天黄贵荪一家的惨剧,现场的情绪开始失控,而米店这时又偏偏采取一种蛮横态度,更是火上浇油。在一个名叫刘永福的木匠的带领下,米店很快一片狼藉。

   随后出场的是官方。在众怒面前,知县答应第二天上午由官府主导,售卖平价米。人群渐渐散去。一个稀松平常的治安事件,似乎就要落幕了。

   4月13日,知县和负责地方治安的巡警道去见作为湖南最高长官的巡抚,请示机宜,时任巡抚的是公子哥儿出身的岑春蓂,其父岑毓英曾当过云贵总督,公子哥儿不知稼穑之艰难,听了汇报后当即批评下属不该对乱民绥靖,申斥“何不早办?”挨了一闷棍的巡警道立即雷厉风行,将首要分子刘永福逮捕。等待平粜的饥民们没等到米价米,却传来了刘永福被捕的消息,快要熄灭的火焰又被点燃了,如潮的人流包围了巡警局,诘问官府:“人们请求平粜,并未犯法,你们不搞平粜,为什么还抓人?”要求当场释放刘永福。巡警道得报后匆匆赶回衙门,面对愤怒的人群,说了一句极不合时宜的话,“你们在茶馆里喝茶,一壶茶100文不嫌贵,一升米卖到80文就算贵了?还不都快快退去!”人可以不到茶馆喝茶,却不能不吃饭,此言的荒谬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这句话从官员口中道出,无异于表示官方对米珠薪贵的现实不准备负起任何责任。据说巡警道是转述岑巡抚的原话,但“现世报”却马上落在了他的头上。被这句荒谬的话激怒的人群将巡警道官帽摘帽,将其手脚缚住,倒悬于树上,饱以老拳。巡抚派人救出了巡警道,人群转而包围了巡抚衙门。“放出刘永福!”“抚台给我饭吃!”“把抚台拖出来杀死!”的口号此起彼伏。

   4月14日,惊魂初定的巡抚召集官员和著名乡绅开会,商讨对策。会议还没结束,围聚在巡抚衙门周围的人群,又有多名冲进了大堂,巡抚再次下令开枪,当场打死二十多人。暴力骤然升级。一个叫何文清的木匠,提着着早已准备好的一桶煤油,一个纵步,飞身上屋,踩着屋顶浇下煤油,点上火,巡抚衙门顿时成为火海。……

多种力量助推火势愈演愈烈

   如同我们熟悉的群体性事件一样,长沙抢米风潮的起因非常单纯,就是百姓不堪米贵。但当黄贵荪全家的悲剧发生后,这粒偶然的火星没能得到官方有效的应对和控制,从而给各种力量的活跃提供了良机,火星到处奔窜,火势愈演愈烈。

   饥民,最初点燃火星的人,后来已逐渐退居次要位置,占据舞台中心的是这样一些人群:一意颠覆清王朝正统秩序的会党分子,比如那个表演了飞身上房绝技,首先将巡抚衙门点火的何永清。他们纪律严明行动快捷,能量最大,而且不断的有从外地赶来的增援者。西方观察家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他们:“统率各街乱民的,每处仅三四人,皆以青布裹头,身穿青色短衣,赤脚行走,身材短小精悍,又甚为矫捷,登高跳跃如履平地,……奔走时左手持石油罐,右手拿火把或铁棍,若民居民请求他们停止放火,则仅点头应之”;对湖南早期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西方符号长期愤懑不平的人,其中有义和团的余部,有在西方工业冲击下生计日艰的手工业者,也有狭隘仇外的民众。教堂、教民、洋商,甚至新式学堂都成为攻击的对象,多所机构被焚烧或捣毁;因官府工程中没有拿到想要的份额的匠人,此次风潮中之所以有很多木匠,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对未来预期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定感,在一种从众心理的驱策下,寻找渲泄的平民。不要忽视这一类人,他们目的性不强,其破坏力往往因过于随意而大增;……

   抢米风潮参与者的多样化,显示了清末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仿佛谁都在对现状不满。自列强强行打开国门以来,外忧内患频仍,清王朝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其权威开始迅速动摇,但任何一种统治都存在一种惯性的支撑力量,所以,清廷面对一个又一场风暴,似乎又总能化险为夷。而到了清末,各种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而慈禧和光绪的去世,又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倾向。从这个角度认识,长沙抢米风潮只是清王朝统治彻底崩盘的一次预演。就在抢米风潮后仅一年,武昌起义几乎也是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爆发,最后却以连起义策划、领导者都预想不到的结果,埋藏了清王朝。

事后检讨中的官民歧异

   长沙为什么会发生米荒?米价上涨又为什么会引发一场大风潮?

   对风潮的善后,作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清王朝还是表现出了高效的一面。巡抚、布政使、巡警道等地方高级官员均被革职。但在责任的划定上,官方与民间出现了严重分歧。节制湖北湖南的代理湖广总督瑞澄奏报,“湘省民气素嚣,绅权颇重”,归咎于湖南的民风和“劣绅”,特别提到湖南两位著名学者和乡绅代表,即王先谦和叶德辉,说王先谦最初阻挠官府“义粜”,又公开发电报要求撤换巡抚,“殊属不知大体”,而叶德辉“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实属为富不仁”。清廷据此对王、叶进行了惩处。

   王先谦、叶德辉等湖南乡绅在抢米风潮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一种三角互动,即“官”、“绅”、“民”,这三者互有冲突也互有利益的交集,那种认为“官”和“绅”铁定绑在一起的认识是错误的。长沙抢米风潮及其善后,就让“官”与“绅”的冲突浮上了水面。

   针对官方的指责,王先谦和叶德辉事后都有自辩,叶德辉更直陈他“兄弟四房,收租仅及千石,此有粮册可稽者”,而且即使出售也不能单凭他一人作主。自辩的效果往往不佳,幸好清末已经有为外资和私资独立经营的媒体,岳麓书社出版的《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一书中收集了当时各种报纸的评论,这些评论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发生风潮的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湖南省咨议局,这是清王朝为立宪作准备而成立的民意机关,议长也公开声明“湘乱由官酿成”。这样一些史料提醒我们,即使对事后叶德辉等人的自辩不以为意,也应对官方的说辞抱以审慎的态度。

   当时的舆论认为,抢米风潮的发生,实由于官方应对欠佳,现在从史料上看是有道理的。

   湖南是鱼米之乡,向有“两湖熟,天下足”之谚,而且以清末商品经济繁荣的态势,按常理分析,即使发生了灾情,也不至于让人们恐慌,因为可以从外地调粮。可是地方政府的一个动作却使人心动荡了,原来在这个节骨儿眼上,湖南加大了湘米外运的数量。在商品经济活跃的条件下,米又不是什么稀缺品,是否往外出售本来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其产生的心理暗示作用却不可轻忽,即人们很容易因为担心缺米,加紧抢购和囤积,而加紧抢购和囤积的直接后果就是米价进一步上涨。王先谦等乡绅多次致函巡抚岑春蓂,要求禁止湘米外运,政府开仓“平粜”,而岑春蓂却提出先由乡绅办“义粜”,等于是让乡绅为地方政府买单,当然为乡绅所拒绝。事变之初,岑春蓂等一干地方官员不察民情,以弹压为主,甚至冒出激怒民众的荒谬之语,使事件急剧升级,更是难辞其咎。

“劣绅”之再认识

   自近代以降,除了知识分子,还有一些人知道王先谦,尤其是叶德辉这个名字,还真要感谢“劣绅”这个恶缢。王先谦幸运地死得稍早了一点,算是“寿终”,而叶德辉,众所周知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被一个特别法庭宣判了死刑的。至于其获罪之由,当时有一句名言,曰“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熟悉逻辑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全称判断,同时又是一种有罪推定,既然“无绅不劣”,一个小小的叶德辉自然也在可杀之列了。

   那么,作为劣绅,王、叶之“劣”,究竟“劣”在何处?当年特别法庭公布叶德辉的罪状,重要的一条就是指责其“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以现在的眼光看,这近似于循环论证:因为你反动,因为你是土豪劣绅,而且还不幸地“著名”,所以该死,而其人“反动”和“劣”的实证,却相当模糊。

   有人试图给“劣绅”作了界定。当代一位湖南作家在一篇关于叶德辉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鱼肉细民,武断乡曲,正是他的拿手好戏。说起叶麻子(叶小时出过天花,所以人称叶麻子)的大名,当时的省城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哭的孩子也只要听说叶麻子来抓人,就立刻噤声,灵验有如此者。”文学需要夸张,不过此处稍嫌过头了点。一个乡绅就可以想抓谁就抓谁,这只是作者的臆想,晚清社会似乎尚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而该作者提出的叶德辉的两项罪名,“鱼肉细民,武断乡曲”云云,在谈晚清湖南“劣绅“的人中,倒确有很大的代表性。

   所谓“鱼肉细民”,就是欺压良善,所谓“武断乡曲”,就是这个地盘上的事务老子说了算。王、叶两位,是否真的如此之劣?考诸史实,“鱼肉细民”这个罪名是越到后来传得越厉害的,而在王、叶生前,并没有发生遭其欺压的“细民”去控告他们的事实。至于“武断乡曲”,这实际上是一种官方语言。在传统社会中,乡绅拥有官方无法剥夺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在官方眼中,就成了乡绅“把持地方事务”,也就是所谓“武断乡曲”的最好证明。湖南发生灾情后,王先谦等乡绅要求巡抚禁止湘米出运,这是稳定人心和粮价的要着,但迟迟没有得到官方的回应;事变发生后,乡绅要求立即撤换巡抚,这也是民意的一种反应;善后赔偿,清廷要湖南承担主要部分,乡绅和咨议局表示强烈不满;……这些当然都可以视为乡绅一种自利行动,但无疑也是在为地方维权。可是在官府眼中,乡绅的如此作为置“官权”于何地?

   官方不满意“绅权”是一定的,因为不能为所欲为了,而普罗大众是否也和官方一鼻孔出气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们虽然不能说“绅权”就等于“民权”,但绅权的存在及其扩张,肯定对官权的肆虐是有限制作用的,而老百姓到底是更怕官权还是绅权,是欢迎还是畏惧这种限制作用,不是不言而喻吗?

 (刊《同舟共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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