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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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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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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该怎样清理历史旧账?  

2008-11-03 09:58:3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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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黄裳先生的《来燕榭集外文钞》,当时翻了一下后有一点想法,写了一篇小文,几个月后,现在终于刊在了《社会科学论坛》第十期上。

   坦率地说,黄裳先生专为此书刊印而写的煞费苦心的后记,我个人认为就是一篇说谎的文字。七十老翁何所求,又何所畏,作为后辈,我对此非常困惑。当然,要发出来,文内也只好尽量说得委婉一些了。

 

知识人该怎样清理历史旧账?

----从黄裳《来燕榭集外文钞》说起

黄波

 

   一本出版于2006年5月的好书,现在才到了我的手上。书,就是黄裳先生的《来燕榭集外文钞》。2006年的时候便知道黄先生在林林总总的旧集、新集之后,出了一本“集外文”,但听说价格达40多元,不免有些患得患失,这次有幸碰到书店打特价4折,再也不能错过了。40多元,本属物有所值,现在4折,只要17元,更是物超所值,赶快就利用一个早晨的时间,读完了。

   作为一个经历风雨沧桑的现代知识分子,曾经的新闻记者、后来的书话大家黄裳也不可避免地累积了一些积欠的历史旧账。如果说著述等身的黄先生过去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清账”机会,那么现在这个机会肯定是来了,而且很可能一去不返。黄先生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在收拢了过去由于各种原因被摒于文集之外的这些文字后,特地写了一篇长长的《后记》,对近年来人们关注的与他有关的“公案”均有说明。鉴于现代知识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历史旧账,那么,仅从“怎样清理历史旧账”这一角度,这本《来燕榭集外文钞》就具备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据我所知,与黄裳有关的“公案”大致有三:他和周作人的渊源;他和《古今》的关系;所谓“胡适六言诗案”和“第三条道路论争”的是非。现在,且让我们翻开《集外文》,从中寻找一些破解“公案”的线索吧。

   先看黄裳和周作人的关系。读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黄裳的文字是追摹周作人的,可是这一点却意外遭到了黄先生本人的否认,我看过黄裳不止一次的访谈,别人和他探讨知堂对其影响的时候,黄先生总是虚晃一枪,聊作应付,转而去大谈鲁迅。黄裳和周作人关系究为何如?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而在上海书店出版的厚厚四卷本《黄裳文集》里,有心人当能注意,黄先生对周作人假以辞色的时候是很少的,虽然偶尔也要表示佩服知堂的文章,不过,这种佩服,也往往是修辞技巧上的一种“反跌”。收在《金陵五记》一书中的《老虎桥边看知堂》,是黄裳以记者身份采访狱中周作人,所写下的一篇名文。让我印象至深的是周作人应黄裳之请题诗,写了句“东坡风貌不寻常”,有攀附身陷乌台诗狱的坡翁的意思,据黄先生文中所记,他当时的感受是“好一个‘东坡风貌不寻常’”!落水的周作人受这种斥责自是活该,黄裳先生在斥责同时,又请这个尴尬的“老东坡”“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却给局外人怪怪的感觉。

   现在的《集外文》则提供了另一种线索。从题目看,直接写周作人的有以下四篇,即《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更谈周作人》。另有文题似与周作人无关,而内容却有牵连的,如《关于废名》,说废名“这位诗人兼哲学家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个混浊的世界,这与他的老师走的正是一条路”,“又记得一位不识面的朋友写了封信给我,其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废名过京时,曾亲至狱中,对周存问,犹有古人风义,比起傅斯年来,不可同日而语云云。这似乎也是一种看法。”废名对狱中的周作人“存问”,从大处说,是不知民族大义,从小处言,是书呆子气十足,难怪黄裳对他“不免起了反感”,这和他当年在老虎桥暗斥周作人,其情感是一致的。可是人的情感,到底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集外文》中四篇直接写周作人的文章中,前面三篇,都让我这个对黄裳不屑周作人早存定见的人小小地吃了一惊。对知堂文字的倾慕,不消说得了,像“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悲恻的一篇文字”,“这种记述儿时故乡琐事,加以微淡的情感,最为我所爱读”,“这是我喜读的一段文章,却说不出什么地方好来”云云,眼界甚高的黄裳先生恐怕不会轻易许人的;而对周作人思想的钦敬,也在在可见,“读之如闻说法,令人顿生澈悟,获益匪浅”这样的话,哪是随便说的呢?黄裳对周作人思想的归纳,“虚无而少信”,“漆黑的定命论”,一望即知,非真知周作人者,断不能理解得如此透彻。黄裳在《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中同情“漆黑的定命论”的周作人,说“战乱前知堂用辛辣的笔锋与左派苦战,看了真是感动。”老实说,几十年后,作为读者,我看了这段文字,仍难免感动的。然而不久,曾让黄裳感动的周作人就让他觉得“满身的不愉快”了,这是1946年《更谈周作人》一文中透露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周作人的“落水”,无疑是最应该首先考虑的。可是也有一点小小的疑问,因为《读知堂文偶记》、《读〈药堂语录〉、《关于李卓吾----兼论知堂》三篇文章,都是写于1942年前后的,这个时候,北平的周作人已经是一个让人“满身不愉快”的“落水者”了。那么是身在沦陷区的黄裳先生苦于环境的限制,作文缺乏别的素材,只好借周作人来敷衍么?考虑到黄裳先生丰厚的腹笥,这种想法迹近侮辱。那么只好存疑了。我有一个私愿,希望有条件的人,好好钩稽一下周作人与黄裳的关系,不论文字还是思想,如果要做这个工作,这本《集外文》则是万万不能忽略的。顺便再说一点,黄裳先生喜欢强调鲁迅对自己的影响,而据《集外文》反映,早年的黄裳似乎很少谈到鲁迅,渐渐越谈越多,是1946年后的事情了。

   再看“《古今》公案”。抗战中,黄裳在沦陷区为汪伪背景的《古今》杂志撰稿,是个让不少人纠缠的问题。为什么会纠缠?估计可以从公私两面说。“公”的一面,是希望努力还一个历史的真相,是好是坏都让它显露出来,“私”的一面,或有私怨在焉。而在立身行事之大节上向来不苟的黄裳先生,对这个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或许也是遭致纠缠的另一个因素。现在,黄裳先生终于在这本《集外文》中谈到了,不仅如数把他当年在《古今》上发表的文字重刊,并明确在《后记》中宣示“对旧作,我是愧则有之,却并不悔。笔墨一经付之刊印,即成公器,是洗刷不尽、躲闪不来的”,这种胸襟应该让那些存有私怨的人闭嘴了。至于读书界人士最关心的黄裳为《古今》撰稿的原因,《后记》中指出了两点,一是约稿者太厉害,以前并不“抖”,于上海沦陷后“忽然抖起来了的”约稿者周劭“逼稿甚紧”,自己“惹不起”,“也躲不开”;二是黄裳是准备逃出沦陷区的,“从敌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经费,该是多么惊险而好玩的事”。像笔者这样的后辈,对那段历史真是隔膜极了,读了这样的文字,难免有些想像不出,让作者躲都躲不了的约稿人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同样作为文人的周劭,在向人约稿时莫非还依仗着一些暴力的手段,使人欲拒不能?汪伪既要办《古今》这样一份杂志骗人,当然还需要一点文化的外衣,不知道它发放稿费,除了按文章计酬以外,还有什么让作者这般戒备或刺激的程序?

   黄裳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周劭,也是现代小品文之一大家,早年作文深受“鲁迅风”的影响,后来接受陈公博女婿朱朴的邀请,担任了《古今》杂志主编。《古今》所刊文字多为考据、闲适一路,但到底背景和撰稿人都过于复杂,难逃“汉奸刊物”的恶谥,作为主编的周劭为此吃了几十年的苦头,也算“种瓜得瓜”。周劭在拨乱反正后欣逢雨露,终于又能再度操觚,便也有很多人关心他和《古今》的问题,周劭对此的回答是:“说到底,就是四个字:贪生怕死”。“贪生怕死”,这四个字当然难免让人泄气,但老实说也的确坦率极了。同样是劫后重生的文化老人,谈同一个问题,两相对照,真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关于“胡适六言诗案”和“第三条道路论争”的是非,泛泛而谈是谈不好的。幸运的是,我们通过阅读《来燕榭集外文钞》,可以比较清晰地触摸到黄裳思想演变的一些脉络。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黄裳妙文迭出,其中两篇让人颇感诧异。第一篇是因为所谓“第三条道路”怒斥张中行先生,还有一篇则是回忆胡适抗战中作“六言诗”,黄裳及同仁们曲解胡诗“过河卒子”一语,至今“仍为之神旺”。我对这第一篇的观感是,黄裳先生所论密不透风全无瑕疵,只是未免火气太大了一点;对第二篇的观感则完全本诸黄裳先生素来提倡的“修辞立其诚”,窃以为无论针对何种人何种事,只要事实俱在,批评错了就是错了,认个错没什么,错了犹“为之神旺”,距“修辞立其诚”不得不说稍有距离。读黄裳先生大著不少,服膺其道德文章,而这两篇文字引发异样之观感,却又苦于无迹可寻,这本新出的《集外文》的效用就在这里意外显现了出来。除了胡适,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很多不堪的人,如傅斯年、雷海宗、冯友兰、查良钊、燕树棠,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群体。上个世纪40年代,这一群体对某一邻国在我东北的行为表示抗议,黄裳先生仅用寥寥数笔,便将该群体的滑稽可笑之态展露无遗,那真是一篇不能不看,看后又不能不思索的妙文。连带不堪的还有一份现在大蒙时誉的《大公报》,黄裳在写于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称其“虽然号称民间报,然而别有若干民间所不可及之‘优点’。甚至还得了美国人的亲睐,送给奖状。”这里的“优点”二字,和它上面的“引号”用得恰好,“未著一字尽得风流”。黄裳先生说他最敬重的是鲁迅,这里便依稀有鲁迅的文风在的。读了这样几篇《集外文》,我曾经的困惑涣然冰释。黄裳先生的思想早晚或有参差,但至少在1946年以后,就是“吾道一以贯之”。这种“一以贯之”也许昭示了当事人个性的坚定,但毫无疑问也应该有时代的影响,那么笔者就忍不住有一个问题,已进入人生总结阶段的黄裳先生,当下对他一直坚持的“吾道”是否仍然如此自信?

   现在终于可以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知识人该怎样清理历史旧账”的问题了。说到底,无非一个“诚”字。只有守此一字,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能让后人不再为历史迷雾所纠缠;也只有守此一字,才会在读者那里得到“理解的同情”和真诚的敬重。如果反此道而行,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运用生花妙笔文过饰非,恐怕只会有一个效果,这就是使历史旧账越理越乱,后人也越来越难以看到历史的真相。

 

(《来燕榭集外文钞》,黄裳著,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定价: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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