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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坚持怀疑,慢慢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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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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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续一)  

2006-06-10 11:51: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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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国内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几乎使当时所有学术界名流都卷入其中的论战,这就是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的挑起者正是张君劢,也正是这场论战使张君劢在士林暴得大名,乃至许多年后,大陆人士还能知道张氏的名字也多半因为这场论战。这一切也许非当年张君劢始料所及,那本来是一场极平常的演讲,他并未作精心准备。当年的论战,给“科学派”帮拳的人盛且有大名者多,相形之下,张君劢一派气势差得甚远,在唯科学主义思潮君临中国知识界,读书人都梦想靠科学救国的时候,论战的结局可想而知:虽说文字较量是无形的,但一般公论张君劢一派是论战中的输家,张氏本人还因此得了个“玄学鬼”的“恶谥”。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这场论战,这场论战实在有些无谓,很简单,双方都各有道理,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是非曲直也注定分不出输赢的论战。笔者疑心,当年为“科学派”帮拳大出狠招的人对此未必不心知肚明,但形格势禁却又不能拼命剥夺张君劢一派的话语权,以防人们沉迷于玄想思辨而忘却了科学救国的重任。胡适当年本意为丁文江助拳的一席话就露出了天机,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张君劢那些为玄学张目的话的失误仅仅在于早讲了些年头吗?

 

宪政是张君劢终其一生的追求。从留学日本开始,张君劢眼见日本通过立宪而非革命手段成为近代国家,就立志通过立宪改造中国政治。当年,他在日本时看到了一种叫做《联邦国》的杂志,是美国的开创者汉密尔顿等在费城召开宪法会议时所办,这本杂志专门讨论中央与各州的权限问题,后来美国的宪法就是按照他们的主张完成的,这使张君劢大受鼓舞,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读到这种杂志,使我感觉到几个少数人,能左右一国的大法,我们远东的青年,为什么不应努力呢?”[6]字里行间,分明有一种建立中国的宪政理论推进宪政事业舍我其谁的豪气。为了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伊藤博文(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他倾入了极大的心血。他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对1919年德国通过的《魏玛宪法》下功夫尤深,当年他在国外刚接触到这部宪法,便以最快速度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并专门撰文评论,高度称赞《魏玛宪法》是“以往的成文宪法中最彻底的民主文件之一”。德国革命之后很快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制订了民主宪法,反观中国,张君劢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学习德人制宪这一事实,而暂时不要论这部宪法的美恶,其次是要学德人的统一意志和相互谦让、同舟共济的精神,而不是动辄以实力相威胁,此外,《魏玛宪法》中所含社会主义成分也给张君劢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影响到他的制宪思想,也促成了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

研究《魏玛宪法》,张君劢痛感“中华民国成立已经七年,还没有宪法,而德国革命后不到九十个月,宪法便完全成立”,决心改变这一局面。正好机会来了。192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等八团体在上海召开“八团体国是会议”,邀请刚刚回国、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张君劢草拟《国是会议宪法草案》,草案拟成后,他又撰写了《国宪议》对自己拟订的宪法草案作了补充说明,由时事新报社出版。这是张氏最早经由制宪实践展露他的宪政思想。这部宪法草案以《魏玛宪法》为蓝本,以其联邦制、保障公民人权、对不称职议员实行“召回”等内容,让当时中国人耳目一新。但是,八团体是以地方实力派为依托的,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地方军阀主张联省自治的要求,随着国是会议的结束和联省自治运动的消歇,这部倾注了张君劢心血和智慧的宪草设计注定无法成为现实,以后也没有任何政治团体以它作为政治诉求。但张氏的宪政构思仍然受到了舆论的重视,1923年给军阀政府装点门面的曹锟宪法基本上就是抄袭了张君劢的《国宪草案》。

第一次制宪实践让张君劢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国宪草案》以后一个时期,他的宪政努力不再单纯放在起草宪法文本上,并因此拒绝了国民政府要其参与国家制宪的邀请,这时的张君劢认为,与单纯的宪法文本的制订相较,应该更优先解决“宪法之前提”的问题。所谓“宪法之前提”,就是指能够满足宪政需要的国民素质,在张氏看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能否真正得到实行,取决于全体国民之素质的高下。职是之故,张君劢决定在“宪法之前提”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暂时“不谈宪法,而注意国民身上”。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早中期,张君劢积极致力于讲学、办学,和李璜、张东荪等人合办《再生》《新路》等刊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废止训政”、“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都可视为张氏为解决“宪政之前提”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速定《中华民国宪法》、和平建国的要求再次把张君劢推到了制定宪法文本的前台。当时,张君劢参加了政协会议的宪法草案讨论组,组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其他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参会人员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即《五五宪草》为蓝本,其他人士则大多倾向采取英美式宪法。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君劢提出了折衷方案,通过了针对《五五宪草》的12条修改原则,据亲临其会的梁漱溟回忆,当时张氏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梁漱溟用罕见的赞扬口气指出,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7]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又草拟了一部宪草,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为了诱使中间党派与抵制国大的中共拉开距离,决定采用这部宪草。

围绕《政协宪草》的争论,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张君劢从事政治的一个特点抑或优长,这就是懂得妥协。妥协是一门政治艺术,张氏虽无政治家之名目,但在当时“政府要三民主义,我们要欧美民主,青年党要责任内阁,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的复杂情势下,他不得不像政治家那样,在宪草中“调和鼎鼐”,试图对各方面利益进行平衡。他认为这是制宪者应有的视界,他没指望将中国的宪政事业一步推到非常理想的境地,只要各方力量有诉求的交集,就应该先从此交集着手,他清醒地知道,在各种政治诉求的碰撞中,固执一端虽然痛快,但注定徒然偾事。这实际上也为他稍后冒天下之大不韪,率领国社党参加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打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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