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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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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2006-05-08 08:47:2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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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偶然看到广东文联主办的文化批评杂志《粤海风》上面杨春时先生的一篇文章,不觉眼前一亮。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吸引人,曰:清朝亡于革命吗?这问题提得好。它勾起了我一直存于心中的一个困惑:决定清王朝覆亡命运的是武昌起义,而在此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过无数次武装斗争,许多次(如黄花岗)都倾注了大量革命精锐,经过周密的组织和策划,进行过艰苦卓绝的准备,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而武昌这一次无论从策划、组织及投入人力物力上,无疑都相形见绌,它怎么就能一举奠定清政府覆亡之局呢?武昌枪响后的战果甚至让许多革命党人都深觉意外,孙中山后来就曾坦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当时的湖广总督)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当时湖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乃此小部分(指起事之新军),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孙中山的话是实情。原因简单得很,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威胁之下,当时的大清王朝尽管已是一泥足巨人,但革命党的力量仍然只能惊扰它而不足以覆灭之,用杨春时先生文中的话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程度,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不足以推翻封建王朝”。既然被满州贵族视为心腹之患的革命党都不是大清王朝最有力的掘墓人,那么谁才有资格荣膺此称呢?杨春时把帐算在以曾国藩、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地主官僚集团上,认为由于汉族地主官僚集团与满州贵族集团的矛盾尖锐化,双方势力一涨一消,并致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最终导致了清王朝专制政权的崩解。杨先生的观点自具创见,不过也有几处让人疑惑的地方:一是袁世凯和日益坐大的地方势力究竟算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问题学界仍然是言人人殊,如果归入资产阶级,那他们的胜利岂不是要算成资产阶级的胜利?二是清末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是事实,但是否到了地方可以公然违抗中央政令的程度还大有疑问,杨先生举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而手握重兵正在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拒不奉诏勤王的例子证明中央控制力的虚弱,这个例子实有可商处,一则曾氏并未明确拒绝而是采取的拖延战术,二则曾的做法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明知自己移师救主也无济于事,何必置即将得手的天京孤城而不顾呢?事实上后来清王朝也明白了这一点,否则以专制王权之威不会不给曾氏任何处罚,而且即使给了这种处罚,曾国藩也只能诚惶诚恐地接受。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有力的反证,如在光绪和慈禧殁后,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这时的袁世凯虽然羽翼已成,但却仍然需要夹着尾巴在老家韬光养晦,不敢公开有任何与政府对抗的动作,这就足以证明清末皇权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余威犹在,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政权应有的合法性。三是即使地方势力已经强大到了傲视中央政权的地步,似乎也无法得出其必欲推翻中央政权的结论,因为许多精明的地方实力派人士都知道,维持一个被国人习惯的天命符号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言以蔽之,笔者并不认同杨春时先生的结论,汉族地主官僚集团的兴起和地方势力的膨胀推翻了清王朝云云。我觉得考察这一问题视野不宜过于狭窄,不能把目光仅仅专注于表面上的两大政治力量:满州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清朝政府和革命党,而第三方的势力实际上是绝对不应轻忽的,这就是立宪派。立宪派的成分较为复杂,有康有为代表的保皇党,有张謇、汤寿潜等素负清望的地方士绅,也有像杨度这样希图借助实权派实现个人抱负的纵横奇士,但他们都有一共同点,希望中国靠实行宪政走改良的道路,不愿意中原板荡天翻地覆,至于有没有君王这个符合维系人心倒是其次的问题,不妨各说各话。显而易见,在清政府和革命党的生死对决中,改良派起初是站在政府一边的。他们劝告清政府速开国会速行立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就是,不这样做就会招来革命之祸。目的决定了手段,立宪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各省咨议局代表第一次进京上书发起速开国会大请愿始,采取的都是和平手段,除上书愿请愿外,代表们还向亲贵大臣哀求,遍谒当道贵族大臣,力陈国会不可不开之理由以及各地人民望速开国会之情况,同时也指出形势危急,如果拒绝代表要求,将会发生流血巨变,说到动情处,这些堪称各地精英的代表们常常情不自禁痛苦流涕,显然,这些能够主导一方民意的士绅们的确是向清政府竭尽忠言的“屈原”,充其量只是“跪着暴动”而已。可是,清政府对这群“屈原”的态度如何呢?先是虚与委蛇,未同意速开国会而是勉强答应缩短开国会的期限,然后露出狰狞面目,下令解散各请愿代表团,最后更公然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来虚应故事。立宪派人士满怀忠忱,奔走呼号,血泪相继,希望速开国会,实行立宪,力挽革命狂澜,保住大清王朝,谁知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和下场。悲愤和失望之下,立宪派知道颟顸的清政府已经不是任何和风细雨可以感化的了,只有雷电和霹雳才足以让它从迷梦中醒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4页中记载了当时参加请愿的立宪党人的活动,“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这是改良派在愤懑之余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心理变化,改良派中即使像梁启超这样过去坚定的保皇党也终于对专制皇权完全绝望,转而另谋发展。事实上他们很快就付诸了行动。当武昌首义的枪声仓猝响起时,为什么各地会一改以往之沉默纷起响应,使全国局势形成骨牌效应,以致清王朝专制政权土崩鱼烂?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立宪派人士的居中筹划,像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程德全、张謇,四川的蒲殿俊、张澜,浙江的褚辅成、汤寿潜,都是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出面谋划独立,仿佛登高一呼,对清王朝的打击当然是致命的。等到大势已去,清王朝才想起要发一道可怜兮兮的上谕希望“与民更始”,承诺什么“嗣后大清帝国之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云云,专制者的贱相毕露矣,然而革命的飓风已经席卷而来,非人力可以挽回,金銮殿上的孤儿寡妇只能相拥而泣了。

大清王朝亡于谁手?应该说这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清政府不明大势处置乖张,逼得那些本来以维护清王朝为初衷的立宪派人士反水,终于使自己的统治彻底失去了道义基础,陷于四面楚歌之绝境,当此之际,不亡何待?谁是大清王朝最有力的掘墓人?毋宁说这个掘墓人正是清王朝自己,是那些当政的死死不肯放权的满州贵族,他们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而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失策窃以为是把改良派逼成了革命党。

兜了一圈,在谁是大清王朝掘墓人的问题上,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杜牧“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陈调,这是没办法的事,中国的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吊诡,甚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仍然不得不去重温杜牧的《阿房宫赋》。当年的国共对决中,像民盟这样的第三方力量起初何尝以推翻蒋介石政府为职志?他们希望在国共双方中保持平衡,倡导“第三条道路”,可是这种温和的改良主张却仍然不能为眼光如豆的在上者所容,终于在昆明“李闻惨案”之后,在政府方面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勒令解散之后,一群身怀和平民主建国之志的知识分子公开宣布要与中共密切合作,不推翻独裁政府绝不罢休。改良派被逼成了革命党,历史的旧戏换了几个角色重新上演,戏中人可曾有谁记起杜牧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刊《杂文月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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