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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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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周作人  

2006-04-20 13:06:28|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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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周作人

黄波

 

今年《读书》杂志第八期上有一篇短文《董作宾的胸怀》,题目说董作宾,其实是钩稽了董作宾与郭沫若这两位甲骨学巨子交往的旧事,其中郭沫若对董氏先称其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上的“辉煌功绩”后又斥其“假充内行”“无知”,今人读来颇有兴味。也许有人会觉得郭董之事还系孤证,说明不了什么,那么我想再举一个例,是在郭沫若和周作人之间发生的,权充“事补”。

施蜇存先生有一本回忆录《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3月第1版),其中有一篇很醒目的文章《郭沫若的〈争座位贴〉》,说的是什么呢?原来20世纪30年代施先生在主编《现代》杂志时,曾向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约了一篇长文《离沪之前》,施蛰存准备分三期连载,没想到,在发第一期时,因目录上把郭文排在了周作人的一篇散文之后,郭突然变卦,通知《现代》不要续载了,这一下使编辑大窘,只好在已排印的文末附加一行小字,申明郭文因即出单行本,下期不再续载,同时委托创造社的叶灵凤向郭解释,说目录上虽是先周后郭但正文却是先郭后周,郭沫若这才同意《现代》继续刊载。然而有了前车之鉴,施蛰存、杜衡深怕再有变故,不敢大意,由两人联名给郭沫若去了一封据施先生回忆“非常宛转、非常恭敬”的信,一月后收到郭的复信,此信未收入郭的文集,也因编者的顾虑未编入由孔另境主编的著名的《中国现代作家书信》一书,施先生称为《郭沫若的〈争座位贴〉》,全文是:

杜衡

施蛰存  二先生

大札奉悉,前致灵风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非所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

撰安

郭沫若   一月十日

查张菊香编撰的《周作人年谱》和相关资料,可以看出郭沫若、周作人之间的交往甚少,以浪漫主义大诗人目无余子的风格论,郭氏对周作人这类五四时代的老作家瞧不上眼也是非常自然的事。其实何止周作人,对鲁迅郭沫若同样颇不以为然的,很施放了几只冷箭,比如那篇署名“杜筌”、后来作者几乎不认帐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以为文人之间这种互相较劲互不服气的作风并无大害,而且像郭沫若看不起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语境里也没有多少是非可言,说穿了,就是一点文人积习。

然而时间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周作人留在沦陷了的北平,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正在欧洲为中国抗战作巡回演说的胡适写了一首诗,劝苦茶庵的庵主“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位文艺界人士联名发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而在文艺界同仁挽救周作人的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郭沫若发表在《逸经》杂志上的一篇千字文《国难声中怀知堂》,其中这样评价周作人:“近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文末更用郭氏特有的高亢激昂笔调抒其怀抱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两相对照,郭沫若对周作人态度的转变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尤其是钩稽史实,根本找不到这种态度转变的合理的逻辑。宁愿死千百个郭沫若换回一个周作人,这是郭氏的真实想法吗?老实说,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够滑稽的了!也许有人会辩解说好说过头话这只是文章的一种风格而已,不足深责,那我不禁要问一句:一个人如果写文章时说过头话和言不由衷之言已成风格和习惯,那我们还能相信其人其文多少?

近年有许多人在“反思郭沫若”,时有卓见,我没有妄加轩轾的资格,不过私下以为解读郭沫若,从性格入手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条途径。我读过关于郭沫若的一些资料,深感因性格因素致使郭氏的思维和我们这些普通人不太一样,一些按常情常理不便公诸于众的话到了郭沫若那儿很可能就脱口而出了,就像“为了掉换他(周作人),就死上几千百个(我)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这种话在常人看来是颇有点肉麻的,可是郭沫若说出来却没有一点不自然的表示,又比如郭沫若先盛赞董作宾后来却又斥其“假充内行”“无知”,一般人要这么转变,无论如何都要扯几条遮掩的理由,但郭沫若却似乎根本未考虑此一问题。这些都好像还是文章、学问范围内的事,然而一旦事情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又能指望郭氏做出怎样的举动?

郭沫若其人的性格弱点或者说性格特点大概是为人所周知的,像周作人,虽然曾得到郭氏“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极高评价,但据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出版的《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他在1964年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一封信中却用知堂特具的淡淡的笑调来了段闲话:“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而第一个就是郭沫若。不知苦茶庵主人在写这段话的时候是否忆起了当年那篇专为自己而发、笔酣墨饱高亢激昂的《国难声中怀知堂》?

(刊《南方周末》“往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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