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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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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不是挡箭牌:杨朔的是非及其他  

2006-04-15 18:07:27|  分类: 杂文、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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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不是挡箭牌

——杨朔的是非及其他

 

杨朔可能是当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作家之一,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他的散文《荔枝蜜》、《雪浪花》、《茶花赋》、《海市》等印在中学的语文教科书里,得到了相当普遍而彻底的阅读:老师详细讲解“词语”“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每个中学生都要反复朗读甚至必须背诵这些文章。对杨朔及其作品的反思出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余杰为代表的文坛新锐从杨朔散文内容、技巧等方面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质疑:内容上粉饰太平、技巧上单调乏味的杨朔散文能称为散文的典范吗?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对“杨朔现象”的反思已经引出了一些更严肃更重大的命题,比如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为杨朔辩护者也不乏人,可惜理由多苍白无力,人们记住的很少,倒是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最近写了篇《为杨朔鸣不平》(见《搜狐视线》“鄢烈山专栏”),提出了几个别具只眼的观点,颇有新意,值得关注。

鄢烈山是怎样为杨朔鸣不平的呢?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当年(1959——1961年)杨朔写作这些甜腻腻的的“歌德”散文并非存心欺世,因为他当时“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北戴河干休所,广东从化温泉之类地方”,所耳闻目睹的就是一派歌舞升平,“哀鸿遍野的景象”无法进入他的视野;二是“杨朔基于自己的耳闻目睹与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经历”,“赞美新时代新生活”,“写下那样歌功颂德的文字,难道不是发自内心很真诚的吗?”我读来读去觉得鄢先生的论证颇有疏漏。先说说第一个问题。19591961年是中国当代史上大饥锇的年代,发生了上千万人被饿死的惨剧,而杨朔散文仿佛和这种现实的苦难没有一丁点儿联系,这究竟是他被蒙蔽还是一种有意书写的策略?诚如鄢先生所考证,当年杨朔写作这批文章时的环境颇为优越,也许和最底层的人民确有一种距离,但硬要说他对普通群众正在经受的煎熬一无所知,至少我是不信的:从南到北的漫长旅程中,他总不会是闭目塞听地被空投到目的地的吧?即使未睹“哀鸿遍野”,沿途那种衷败的景象也一定会对一个敏感的文人形成强烈的刺激!再看第二个问题,鄢先生认为杨朔“写下那样歌功颂德的文字”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这一判断我完全赞成,而且我还觉得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正是作家粉饰太平的深层原因。一个在战乱中成长、从旧社会过来又多年受党培养的作家,他必然会对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抱有热烈的期望,一旦现实与理想出现重大反差,他只能基于“气可鼓不可泄”和其他原则努力把一切灰暗的东西抹去,他是知道“掌中笔一枝”的威力的,当物质匮乏的神州大地都在以他那些优美、豪壮的句子做精神慰安时,他只会对自己为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而自豪。什么美化苦难什么粉饰太平,为了国家和民族,这种指责又算得了什么?文革中郭沫若不肯为儿子郭世英向周总理求助,夫人事后责难,他痛苦地回答:“我也是为了国家好!”此语大可玩味。不论干什么,只要先从主观上认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心理障碍便会迎刃而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心态,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真诚“!

然而这种“真诚“是大为可疑的。红卫兵们文革后回首往事,高唱“青春无悔”,据说当年他们是“真诚”的;文革中独领风骚的的文豪说他没有什么可反思的,因为当年他也是“真诚”的。照此类推,跟随希魔的纳粹分子也没必要忏悔了,谁说当年他们的举动不是出于“为日耳曼民族好”的真诚的动机?真诚真诚,多少恶行假汝之名以行!鉴于“真诚”这一概念的严重滥用,对其书呆子般地条分缕析已无必要,我甚至认为,如果我们对一个口口声声以“真诚”做挡箭牌的人辩论他是否真出于“真诚”,倒正好堕入了他的圈套。其实我们不必细加究诘,只要看看这种“真诚”的效果就够了:即便是“真诚”的,如果其实际效果严重悖离“真诚”的初衷,这种“真诚”还会有多少价值?手头有一篇文坛某耆宿回忆当年延安抢救运动的宏文,所谓抢救运动,韦君宜先生已经通过《思痛录》道出了部分真相,就是让人全无独立人格独立思想,迫其一味认罪忏悔,然而这位耆宿在文章中却对这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的做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津津乐道“获得了新生”云云!没有人怀疑这位老人的真诚,但这种真诚是多么可怕多么让人悲哀的东西啊!

杨朔先生是个悲剧人物,尽管极尽妙笔生花之能事,最后仍然逃脱不了被吞噬的命运,于1968年饮恨自杀。鄢烈山先生希望还杨朔“一个公道”,我也赞同,可我同时认为,作为后来人,对那代知识分子空泛的理解和同情并无多大意义,只有找出他们在心态、观念、思维方式上存在的严重缺陷,挖掘出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这才是还他们“一个公道”的最佳办法。

(《杂文月刊》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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