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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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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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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格是怎样失去的?  

2006-04-14 14:27:32|  分类: 杂文、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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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人格是怎样失去的?

黄波

 

从旧书摊上淘到一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的《毛泽东交往录》,本准备随便翻翻,不料一翻便舍不得放下了。此书“共收入回忆和记述毛泽东同各界人士交往的文章61篇。在这些人士中,有著名的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史学家、理论工作者、国民党进步人士及国际友人等,也包括早年的同学和师长”。多数文章出自著名人士的亲笔,应该说其史料价值是不容置疑的。

  读完全书,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些著名人士虽然经历、身份各不相同,但他们回忆往事时的感情色彩、心理活动却惊人的一致。先让我们捡取几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看看吧:“如坐春风”,这是当人们有幸与伟人作一席谈时的首选词语,时令无论春夏秋冬均可一用到底;“激动”,“心潮澎湃”,伟人如果对当事者有了“特别”的表示,当事者不“激动”不“心潮澎湃”是不可能的,但所谓“特别的表示”是什么呢?不过是在稠人广座之中叫出了当事者的名字或者握了握手而已,一位著名遗传学家就因伟人一句“你就是遗传学家某先生”而“激动不已”;“亲切”,“爽朗”,只要伟人一笑,在回忆者的笔下没有不“亲切”不“爽朗”的,学者程映虹曾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小品文《讨嫌的笑》,其中说到,若从生理或解剖的角度,笑不过是面部肌肉、器官和神经在某种刺激下的反应,本与任何身份、地位无关,曾几何时,“亲切”、“爽朗”、“慈祥”的笑在文人笔下却成了大人物的专利;“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几个词用来描写伟人本来是很恰当的,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写,是否有点程式化呢?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向心力,尤其对那些有缘一亲謦欬的幸运儿更是如此,所以,当现代中国许多著名人士说伟人的一声称呼一个微笑让他们激动得一夜失眠甚至永生难忘时,读者不必怀疑他们的真诚。然而,若以一个正常人的眼光考量,这种真诚越掏心掏肺越能透出浓厚的悲凉意味,因为在真诚的背后,分明是一群万物之灵精神的自我矮化。沉浸在无限神往的回忆之中仿佛已不是那些在各个领域纵横驰骋的优秀人物,而是一群童蒙未开的少年,即便是老师一句轻飘飘的表扬也会让他们神醉心迷不能自已。究竟是什么使这些著名人士将自己矮化到幼童的智识水平而不自觉?梁漱溟曾指责冯友兰在文革中“诌媚江青”,冯的女儿宗璞针对这一指责说了段至为沉痛的话:“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这是最深刻的悲哀!”(湖南人民出版社《梁漱溟访谈录》)没有独立的人格,这的确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深刻的悲哀。那么这种独立人格是怎样失去的?宗璞所谓“无独立的地位”如果是指经济地位而言,那应该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名言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足证他看透了其虚弱的本质。另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民主”“平等”“自由”理念的洗礼,也容易为人们所想到,就拿笔者而论吧,现在就断然不会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一次召见视为天高地厚之恩,而其原因不过是笔者读了约翰·密尔《论自由》以下几本为个人的独立和尊严张目的西方名著罢了。但除此以外,还能从另外的角度考察吗?

  关于毛泽东的交往,坊间充斥着大量文字,有一幕场景是许多人提到却为《毛泽东交往录》失收的:当人们(当然是重量级人物)奉命进见时,伟人常常穿着睡衣、手持一本书、斜靠在床上听陈述或发指示……。这幕场景是作为佳话被人津津乐道的,因为它体现出一代伟人不为繁文缛节束缚不衫不履挥洒自如的大家风度,让进见者充分感受亲切、随意的氛围。这样的解读自有道理,不过我每次读到类似场景时却总会想起《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的一幕:

  刘邦“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延郦生上坐,谢之。”在旧时读书人郦食其眼里,刘邦虽有雄才大略值得自己效命,但“倨见长者”总是不对的,所以当刘邦一边召见一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时,他没有作撒娇状地说:“谢谢您没把我当外人!”而是直斥其简慢。相似的场景,郦食其和现代某些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迥异的解读?很简单,郦食其是以一种常识看问题,在常识的烛照之下,一个人(无论他是谁)接见客人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之类的举动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价值系统里都是一种失礼和不尊重人的表现,硬要给失礼和不尊重人的行为贴上“亲切”“随意”的标签,其置常识于不顾的勇气让人佩服,同时却不能不使人怀疑这种勇气里有相当成份的精神撒娇。郦食其不过是策士一流人物,他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也不懂“自由”“平等”为何物,但他却不会精神撒娇,他所依赖的武器就是旧式读书人一点狂狷之气。“虽千万人,吾往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之谓“狂”;“士可杀而不可辱”,“有所不为”,此之谓“狷”。仅此当然还谈不上“人格独立”,但在狂狷之气沛然的旧式读书人的脑子里,一种观念根深蒂固,这就是后来顾炎武概括的:“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你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诸如“迂执”“愚忠愚孝”“不明大势”等等毛病,但你别指望他们会说出无耻的话做出无耻的事来。

  狂狷之气,这是传统读书人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在短时期内知识分子无法成为独立阶层、向外部精神世界横向移植屡屡受挫的无奈现实下,这条纵向的精神脐带绝不能生生剪断。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一个知识分子有狂狷之气,未必就一定会有独立人格,但如果没有了狂狷之气,他一定会失去独立人格,即狂狷之气虽非保持独立人格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我以为这个判断在过去乃至可预见的将来是可以成立的。

  好像是有意为我的这一判断做注脚似的,《毛泽东交往录》中摘了梁漱溟自述中的一段,是梁先生1938年以“参议员”的身份赴延安访问时的经历,编者改题为《延安窑洞里的坦诚交谈》。如果按严苛的标准,梁先生大概也不能算有独立人格的,因为他不仅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时接受过军阀韩复榘的资助,而且终身以发扬儒学为己任,西方价值观是他所不取的,然而梁先生的一生行事却证明了他不愧为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楷模。梁漱溟后半生的“面折廷争”举世皆知不必说了,且看当年他如何写毛泽东:“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别人给他这种印象,他便这样写了,自己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又有了这一段:“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燃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联想到毛泽东个人在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冬天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待遇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在我阅读所及,和毛泽东有深层次交往并笔之于书的各色人等多矣,却只有梁漱溟一人写出了这一细节,其余的著名人士在避讳什么?一个连自己的眼睛和大脑都不相信了的人遑论独立人格?难道他们真的吸食了“知识分子的鸦片”(借用雷蒙·阿隆语)?梁漱溟之所以为梁漱溟,那些著名人士之所以有后来的表现,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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