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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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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将心托明月”:民国学者从政活动的历史考察  

2006-07-30 19:04:16|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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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将心托明月”

-------民国学者从政活动的历史考察

 

中国知识精英的参政意识在历史上堪称源远流长,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就认为,如果根据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标准(即不仅有专业技能,还有公共关怀),中国从先秦开始,“士”便是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在历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以圣控王”向来是中国士人的理想,然而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中国自古以来并无西方教会那样独立于政统的道统组织,知识分子参政所凭藉的唯有个人的道德资源,全无组织化的社会资源保障,因而往往是欲以圣控王,却往往落得个为王所控,无所作为。[1]

上述的尴尬局面到二十世纪初有所改变,随着市民社会的逐步确立,知识分子终于从政治全能主义的压迫下挣出,不必再如影随形附在政统这张“皮”上,中国社会开始有了一个独立的、自由择业的知识阶层。这个时候的知识精英的参政当然便有了与前人不同的面貌。

许纪霖先生把民国知识分子参政模式概括为三种,一是加入政府,成为职业官僚;二是议政,相当于“独立政论家”;三是组党。本文所要谈的是第一种,即对进入实际政治层面的学者从政活动略加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坛上,涌动了一股“学者从政”的小小浪潮,胡适,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史学家蒋廷黻,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著名经济学家何廉都是个中代表。

对这一时期的学者从政活动进行考察有何意义?老实说,作为作者,我也混混沌沌,但在阅读资料和动笔过程中,却分明有一种莫名的感喟使我欲罢不能,当然,这只是一点个人的小悲欢而已,无关大局无关宏旨,不说也罢。明眼人也已经看出,我所举的几个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属于“胡适派学人群”,这倒不是作者本人的倾向性,而是由“学者从政”这个话题本身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因为这几个人物无论是外界的认知还是他们自我定位上,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实际政治层面一般都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动追求的目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用胡适的一句趣语,正所谓“不要儿子,儿子来了”。为什么不要“儿子”,“儿子”会依然降临?这其中有怎样的偶然和必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中国的学者从政才是一个值得说道说道的话题。

救世情怀与感恩情结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这传统究竟是好是坏,言人人殊。到了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新的条件下,这一传统又被赋予了新的特色。所谓新的条件,一是国难日深,民族生存的危机渐趋严重,二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已远非过去的士子可比,他们多半接受了西方式教育,在新的视角的观照下,中国政治之污浊民生之凋敝是无法忍受的。所谓新的特色,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更加强烈,具有更强的主体性。丁文江堪作代表。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一般被认为属于胡适派学人,发表政论文字时常用“宗淹”的笔名,以示对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的崇敬。丁文江对政治有强烈的兴趣,1923年8月,他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宣称:“只要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2]据朱家骅回忆,丁文江面对当时混乱政治的看法是:“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认为“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会一变。”[3]丁文江为了鼓动文人学者走出象牙之塔(或者说干脆就是为自己的从政找一辩词?),不惜将国家政治不上轨道的责任“归罪”于同侪,其见虽偏,其志却甚大,这当然与旧时那些以做帝王师为最高理想的士人稍有不同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他置众多朋友的劝告于不顾,出任了孙传芳治下的淞沪商埠总办,雄心勃勃地擘划发展“大上海”。

与丁文江不同,胡适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即书生可以论政,但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做一个独立政论家。然而形势比人强,日本人步步进逼,即使是抱着低调论的胡适也已看出,一场大规模的为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胡适素来自诩“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在民族危机面前,首要的是有才干的人出来做实干之臣,1938年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妻子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结束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4]同年,他在出国访问的途中接到驻美大使的任命,给妻子的信中又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5]就在驻美大使期间,他在赠给参加中美借款谈判的银行家陈光甫的照片上题诗一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语气有些苍凉,但细心品味,其中是否还夹杂着一种救国救世的自豪感呢?

说到书生出而应世的动机,一种旧的心理定势不能不提,这就是中国士子根深蒂固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近代史上,像胡适这样爱惜羽毛的人,对蒋介石的所谓礼遇都还会在日记中屡屡道及,遑论其他?如果肯对蒋介石-------现代中国最有权势者平心而论,首先我们得承认他究竟是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物,无论是做表面文章,还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他对那些富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了旧时贤主礼贤下士的姿态,并且常有过之。翁文灏颇富戏剧性的出仕经历很有代表性。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字咏霓,著名地质学家,比利时留学归国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并一度代理校长。在和政治的关系上,翁氏和胡适、丁文江都有所不同,他是一个科学救国论者,对政治和做官全无兴趣,即使偶尔写点政论文章,也是应朋友之命而作,所以,1932年国民政府征召他为教育部长时,他坚辞未就。但一场意外的车祸改变了这位书斋学者的命运。1934年农历正月初三,翁文灏赴长兴调查石油的途中,因所乘汽车猛撞到桥栏杆上,汽缸爆裂,致头部受重伤,完全昏迷,病势极为凶险。蒋介石得报后,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并延请国内名医会诊,接来家属照看,终使翁文灏转危为安。这个时候,要翁文灏这样淳厚的君子拿出勇气去拒绝救命恩人的征召显然是不近情理的。“知遇之恩”,“救命之恩”,这些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然是过于沉重了,正如傅斯年曾经说过的,他这一辈的读书人虽受西方教育,但安身立命仍然是中国式的。最难消受明主恩(昔人有诗“最难消受美人恩”),就这样,在感恩情结的驱动下,翁文灏这位被认为是“一国之瑰宝”的杰出学者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从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到行政院长,演出了一幕“科学家错位”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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