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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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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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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中的胡适(续)  

2006-07-11 19:58:1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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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要冒着被大众舆论指为“复辟余孽”的风险为清室说话?一般人会立即想到他的先后两次进宫。说起来,这也是现代史上的有名公案了。“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鲁迅以他那特有的笔法将这一事件高度浓缩为十个字,精炼当然足够精炼,但无疑也遮蔽了好些本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内容。胡适的二进宫一度成为敲打他的一根绝好棍子,有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胡适见了溥仪请求免跪拜的可笑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现在对此事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了,也终于明白,还是当事人胡适进宫后写的一篇文章最合情理和逻辑。胡适在那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中说:“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件本来很有人情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正像理学家说的“眼中有妓心中无妓”一样,正因为胡适没有帝王思想,所以在他眼里,17岁的溥仪只是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寂寞而可怜的少年,这无疑是一种人情、人性的视角。考察他的与溥仪往还之种种,他的这种视角都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溥仪出宫,他还特地到溥仪暂时寄居的醇王府去看望,表示慰问,并劝其出洋留学,愿意予以协助。追论胡适在北京政变中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不适当注意他与溥仪之往还,也不能不注意他观察溥仪的这一视角,说他没有一点儿情感的偏私大概是困难的,但这种情感是符合人性之常的,而肯定不是那种旧式士子“士为知已者死”那种悖时的情感。

北京政变发生,溥仪被军人驱逐出宫,表示抗议和不满的大致有三种:一是遗老一派;二是虽非遗老,但希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在清室有大丧之际,背负欺侮孤儿寡妇的名誉,如段祺瑞即是;三是从法理角度表示反对。胡适自属于后者,他的意见的要点有二:一是对清室的优待是一种条约,为签约一方中华民国所认可和接受,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二,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应以暴力胁之。胡适的意见有没有道理呢?回顾昔日优待条例之产生,应该说它是政争双方妥协的一种结果,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双方都不愿妥协,只会使战事难休流血更多,也就是说这一条例并不是只对清室一方有利的。当年对双方都是利好的条例,怎能随着共和政体的巩固,因其需支浩繁,现在就转而说中华民国对清室过于优待?当然,时过境迁,条例可以修正甚至废止,但如何修正或废止,订约双方应该首先找到诉求的交集,如果只有一方自说自话,那只是一方面的决定,命令另一方执行就是了,还能叫什么共同遵守的条例?细读“修正”后的优待条款,我们当能发现,其实就是军人一方也是承认所谓条例应该以双方共识为基础的,否则这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开头就不会有这段话:“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决定将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云云了。看来军人一方希望外界认为这是一个平等协商的结果,可事实是,“鹿钟麟催啦,说,再限二十分钟,不然的话……景山上就要开炮啦……”这是为各种史料所明载的。

关于溥仪被逼出宫,最具权威性的看法也许来自当年参与导致皇帝退位和草拟优待条例,后来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唐绍仪,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中国需要改变民国同清帝的关系,我们就应该公正合理和彬彬有礼地去促进它”,“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看得出来,这种观点是和胡适接近的。[1]

也有人试图从法理的角度,但从反的方向证明取消优待条例之合法,如章太炎所说:“六年溥仪复辟,则优待条件自消”,[2]这是说清室应该为民国六年的张勋复辟负责。这种事后追溯看似有理却站不住脚。像张勋这样的既有实力而又鲁莽的武人,清室有力量制约他吗?如果真的因为溥仪参与复辟所以要取消优待条件,那么民国六年复辟败灭之初为什么不立即着手?更何况,溥仪出宫之后,有人曾试图在溥仪的文件中找到他参与和支持复辟的证据,可惜并没有找到,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说来很有意思的是,1922年,也就是张勋复辟之后16年,北京政变之前两年,溥仪大婚,送礼的既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炙手可热的人物,礼单上还有北京政变的主角、“基督将军”冯玉祥将军送的一柄“白玉大喜如意”呢。[3]从这一富有喜剧化的细节中,我们是否可以窥出种种堂皇言辞下面的一些东西?

溥仪出宫后,于1924年的1129日,偕同郑孝胥、陈宝琛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19252月,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赴天津;再以后的事,国人已耳熟能详。如果没有北京政变,没有溥仪出宫,又会如何呢?历史无法假设,当然也可以说溥仪后来之被日本人利用自有一种必然的逻辑,但我们说北京政变之发生至少给日本人的这种利用提供了便利,应该要算平实之论吧?

北京政变还影响到了一个著名学者的命运,他就是王国维。政变发生后,王国维在致北大某教授书中说:“优待条件载‘民国人民待大清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必有遵守之义务。”当年这样的话难免“迂腐”之讥,而现在看应该是符合法理精神的。《王国维年谱长编》则记载:192411月,“先生因清废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自认日在忧患中,常欲自杀,为家人监视得免”。王之后来沉湖自尽,虽有各种解说,但他与清室的精神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当然,一个学者的生死,在军国要人和动辄大谈“历史必然性”的人士心目中,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往事已矣。这样的往事曾经发生过怎样的影响,我们只能说说而已了。我只是在回望这段往事的时候常常想起胡适。当年他给一个猛烈抨击他为清室“张目”的人回信,说,“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读这样的句子,不由人不感叹:胡适毕竟是胡适。

 

注释:

[1][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页、192页。

[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2页。

 

(刊《书屋》杂志2006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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