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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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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2006-07-11 19:54:3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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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黄波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在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他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恕笔者眼拙,实在不能从这次北京政变中看出什么革命色彩,也实在弄不懂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其对国家民族之意义就一定胜过他在吴佩孚手下做事。当年冯之大将鹿钟麟后来回忆这次政变,曾详加分析冯与直系在经费、地盘方面的矛盾,和他政变后对自己实力和地位未有扩展反受掣肘的苦恼。如果认同这种说法,那么就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得出一种判断:北京政变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变一样,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利益再分配罢了,而所谓国家人民实未与焉!

对这样一起拆滥污的事件,本来是不会有向来爱惜羽毛的胡适的身影的。可事实是,胡适偏偏卷了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溥仪出宫。

从前面引述的辞典条目看,“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蟠虎据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眩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11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此信于11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李书华、李宗桐致胡适的信,则正好代表了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这一事件的余波还延续到了1925年,这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在报上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京;同年826日,因胡适没有参与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上海学生联合会”致信胡适,说胡适“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为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较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士钊合作,……”在整个溥仪出宫事件中,反对冯玉祥逼宫的人虽有段祺瑞等人,但公开站出来称赞胡适的,却似乎只有溥仪的师傅、英国人庄士敦,他认为胡适“说出了这样一件正确的事情,并且用正确的方式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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