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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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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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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乎?为私乎?  

2009-10-09 12:34:5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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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随笔》杂志2009年第5期

                                                                  为公乎?为私乎?

                                          ——陈序经与胡适的一场论战

                                                           黄波

 

1947年9月19日,胡适的日记中仅有一句话:“写完我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胡适当日可能不会想到,就是这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1947年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适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47年9月28日的《大公报》上,文章的要点是:国家集中人力才力,每五年专心办好五所大学,十年之中办好十个第一流的大学,以为国家树立学术独立的基础。胡适在文章中要求政府必须按宪法规定,中央用于教育的预算不得少于35%,省不得少于25%,市县不得少于35%,希望在高等教育中“多多减除行政衙门的干涉,多多增加学术机关的自由与责任”,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使大学教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胡适还对当时的留学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与其每年花费大量外汇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节省财力发展国内的大学。

胡适此文的发表有其特定的背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被战争摧残得几无元气的教育:抗战一结束,教育部即召开了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了“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口号;随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对国家的教育投入、教育科学艺术工作者的待遇等方面都作了规定。战后全国人民对教育的期望值明显高涨,而这时的一系列教育政策应该说注意到了民众这一方面的情绪和愿望,考虑了教育界和社会上有识之士的要求,也收到了一定成效,熊明安所著《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认为,“民国36年(公元1947年)是教育发展的高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7年8月,胡适因事赴南京,把自己这个“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向最高当局面陈,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所披露,引起了一些反响,可能是为了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愿,胡适对当时口述的计划作了进一步酝酿成熟,然后写成文章公之于众。

由于胡适在当时学术文化圈的地位,也由于他和最高当局的关系,更由于胡适的计划涉及到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分配,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了这方面的资料,如当时主办著名政论刊物《观察》的储安平就为此致信胡适,说“南北教育界都为了先生的‘十年教育’引起许多意见”,希望胡适能为此给《观察》写一专文;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自从先生喊出了这个口号,我真是高兴极了”,信中更用充满激情的语言描述自己看到胡适计划的心境,“从先生喊出这个口号,便天天盼祷着用大法力,降伏了群魔,叫天下都成正觉,来一同计划着把我们的学术地位提高,得和世界各国并肩而立。”另一方面,质疑声也居高不下,一位名叫陈安仁的先生对胡适所拟的重点发展大学的名单不满,因为“纪念国父之中山大学竟被遗忘”;反对声中更有措词尖锐者,如一封署名“胡不适”的来信中直斥胡适的“私心”,“先生在北大多年,自然要替北大吹吹牛,明明希望教育部将所有教育经费以供养北大,格于舆情,勉强提出四校作陪客,偏私之心,路人皆知。从井观天,创不公之议,徒自绝于国人”。

在这场论战中,作为胡适十年计划之对立面,最富学理意味、最具影响、最有份量的批评文章则出自岭南著名学者陈序经之手,他当时担任着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1947年9月至12月,短短的四个月里,陈序经先后写出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计划》等文章,对胡适进行了猛烈批评。

本次“批胡”,陈序经勇打头阵,实在非同寻常,因为陈序经对胡适素来敬重,更重要的,从思想上讲,二人同属“全盘西化”派。陈序经是中国知识界最早的“全盘西论”论者之一。1934年,陈序经以在中山大学发表的同题演讲为基础,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认定“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化”,引发了知识界的大辩论,后来著名的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事件,就是对陈氏主张的一种回应。而胡适在这场争论中则是陈序经的支持者,他公开宣布:“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胡适虽然后来提出用“充分世界化”取代“全盘西化”的口号,但那只是提法的一种调整,他骨子里仍然和陈序经是同道。

那么这一次胡适为什么会让陈序经如此不满?

陈序经主要批评了胡适的两点意见:一是主张集中人力物力用心培育北大、清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院校;二是指派员留学为浪费,认为不如移财力用于发展国内高等教育。陈序经在文章中说:“我们所不解者,是胡先生不知何所根据,而推荐这五个大学?胡先生抗战开始就出国,战后很久才作归计。十年来的中国真面目,或未见得很能知道。若只凭着那‘一点偏私’的感情作用,而随便去提议,随便去推荐,这不只是为了胡先生的地位与声誉而会引起很重大的影响与不公平的结果,而且失去了胡先生的一向的‘拿证据’的治学精神。”他指责胡适所最看重的北大和清华已经占用了太多的资源,而实际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并不足以和这种投入相称,“反过来看,有些大学,在战前已有的院系,办理已有相当的成绩,而教育部却不愿使其恢复。教育部厚于北京大学而薄于其他大学,这是不公平,这是偏私。”他认为:“我们对于大学教育,假设要有计划的话,合理的计划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已经办得有成绩的院系,既应该加以特别的鼓励,而对于大学教育的区域的特殊性,也应该加以特别的注意。”关于胡适对留学政策的批评,这位和胡适一样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国家专门人才的需要,大学教师来源的枯窘,若说不靠留学而只有金钱便可在很短的时期就能解决,那未免把这事看得太容易了。”他用激烈的言辞抨击胡适关于留学的观点,“30年前,一般反对出洋留学的是一般不知世界大势的当局,与没出过门的人士,而今日一些反对留学的却是好多镀过金、吃过洋面包的人们,自己有了地位去留学,返国之后,又因有了留学的资格,而得到较好的地位,不去鼓励后辈留学也算罢了,还以为自己学问已驾西洋人之上,所以劝人不用留学,这是自夸,这是自私,这是自欺欺人!”陈序经同情支持私立大学,他指出,“在我国大学的发展史上,尤其是早期的发展史上,私立大学,在学术上,在教育上,贡献很大”。有意思的是,陈序经激烈批评胡适的教育计划缘于偏私,可因为他本人在南开大学教书且兼有行政职务,而南开大学又不在胡适所拟的重点发展大学名单上,反过来也有学界中人讥讽陈序经是在“吃醋”。

“公论耶?私论耶?”从陈序经先生的扪心自问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在这场论战中,当事人情感投入之深,的确,对于一个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倾注了太多心血寄寓了太多期望的人来说,教育的方针政策注定不会是一个可以心平气和讨论的问题。只要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说对立的双方实质上都无私心,即使胡适拟订计划时想得他所长的北大稍多一点,陈序经批驳胡适时想得他所效力的南开稍多一点,又何尝不是为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毕竟,这两所大学的实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回到当时争论的语境,问题还远远不是如此简单。如果我们考虑到抗战胜利之初教育资源的极度稀缺,考虑到胡适身份和地位的特殊,考虑到当时教育界若有若无的派系背景,就会觉得,胡适在当时拟订这样一个教育计划并向最高当局献策,确有欠妥之处。说实在的,提出这个计划的如果不是胡适,这个教育计划将不过是供人讨论的一家之言,可因为是胡适,加上这一计划曾上报决策层,等它公诸报端时,显然已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胡适难道就没想到,如果这一计划被钦定,将会有多少人多少学校被波及?仅以南开大学而论,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已成为中国应用学科研究的重镇,在这场争论之前刚刚因政府的经费压迫而改为国立大学,作为学界领袖的胡适偏偏在这时推波助澜,不论其有心还是无意,南开人的愤怒都是合情合理的。

1947年教育界的这场论战牵涉到很多名流,只不过有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当时未表态,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主任并曾一度代理校长之职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就是其中之一。1947年争论发生的时候,何廉本人正在美国大学里访问,没有机会参与,但从他多年后的口述回忆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场论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且态度鲜明。虽然他对胡适充满尊敬,仍然认为后者相对漠视了私立大学,所拟的这个教育计划是对私立大学的歧视和压制。他在回忆中还认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教育界里存在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北大派”,大多数国立大学和重要的基金组织都在“北大派”的控制之下。考虑到何廉所说的因素,胡适的被人攻击就是一种必然了,而且这些攻击显然并非全无道理。

回顾这场半个多世纪前的关于教育大计的论战,也许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教育是公器,攸关社会每一分子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位高名重的人提出任何全局性的计划和方案必须慎之又慎,否则贤如胡适,当年旨在为教育发展学术独立鼓与呼的十年计划不是也曾被人指为师心自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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