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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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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鼎芬的辫子  

2010-09-19 15:06:31|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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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随笔》杂志2010年第5期 

梁鼎芬的辫子

黄波

 

鲁迅文章的读者,应该都对清末民初的剪辫风潮有所了解,而武昌起义后新军士兵在城门口拉住一商贩强行剪辫的历史照片,经各种近代史著作和图录采用后,更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芸芸众生而言,生当鼎革之际,只能安时处顺,辫发之有无只是茶杯里的风波,另外一些人却远不能这般轻松了。

武昌起义,南北议和,汉口一家旅馆里,上演了一幕剪辫的好戏。只不过,持刀者非士兵,而是一群学生,“抱头鼠窜”的也不是商贩,而是与被剪者有师生之谊的一位长髯老者,他就是晚清著名诗人、入民国后以遗老著称的梁鼎芬。

梁鼎芬长期在湖北供职,湖广总督张之洞实施新政,倚之如左右手,他此次来汉是为了给老上司、曾任湖北巡抚的端方操办丧事。端方奉命入川弹压保路运动,为手下士兵所戕,其头颅也被割下送到武昌邀功。南北和议成,端方无首灵柩也运抵武汉,准备下葬。梁鼎芬以“感恩故人之意”,由沪来汉,住汉口大旅社,不料却为昔日学生所窘。

关于这次快意剪辫行动,参与者之一、老同盟会员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有生动的描述,梁氏“辫发短垂,终日戴长尾红风帽,不露头角。戴风帽者,师黄梨洲入清妆束也。黎元洪时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驻武昌,闻之,一日坐都督府,饭后闲话,予亦在座,黎发言曰:‘梁节庵(梁氏字星海,号节庵)终日戴风帽,怕人见其辫子,保护甚周,我预备在都督府请他过江宴会,将他辫子剪去,岂不甚善’,时兴国曹亚伯起立曰:‘我一人愿了此勾当。’……当夜,曹往汉口大旅社见梁曰:‘先生太热,请去风帽,勿讲礼。’梁不应,后至者在梁后,揭去风帽,梁乃以两手紧掩辫发,又一人持剪动手,梁乃倒地,两手护发,以头触地板。又上二人各执其手,持剪者乃一剪而去其辫,再剪三剪,梁先生头上,已如牛山之濯濯矣。剪者呼啸而去,梁乃伏地号哭,旧门生如屈德泽等十余人,咸来慰问,予亦门生之一,后至,见其坐拥风帽流泪。……当夜梁即奔上火轮,乘船东去。”梁鼎芬回到上海,曾与湖南诗人王湘绮晤面,王氏于日记中写道,时有人问梁“截辫”事,“梁不欲答”,可见其隐痛之深。

“伏地号哭”,“坐拥风帽流泪”,当年之刘成禺、曹亚伯已无法理解这种情感,何况今人?在梁鼎芬及其同道者那里,辫子到底象征着什么?

 

“言尽有泪,泪尽有血”

梁鼎芬(1859-1919),广东番禺人,幼年孤苦,从岭南大儒陈东塾读书,于光绪六年(1880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进入仕途,历任武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这个人物,不但今人已渐陌生,即如上个世纪70年代,海外学者吴天任抱病为梁氏撰写年谱,已有人当面质疑:“节庵先朝遗臣,无甚事功之可见,遗诗数百首,亦一诗人而已,清史已有其传,何劳吾子为纂年谱,详其生平?”吴天任答曰:梁鼎芬不仅是诗词名家,而且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其一生中许多活动,都关乎当时而影响后世。例如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首倡各地官员向西安逃难中的“两宫”进贡方物之议,对稳定人心和政局大有裨益,另创设惠州丰湖书院及广州梁祠图书馆,佐助张之洞在鄂推行新政等等,莫不与国家政治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吴天任所列的梁氏事功,当然均有史可稽,不过就当年实际,梁氏倾动天下者,到底不是他的“立功”,而是他的“立言”,即为一姓之王朝贡献哪怕被视为“疯魔”的意见。

梁氏之鸣放,发端于光绪初年。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在俄人胁迫下,未经清廷允许,擅自签订严重损害中国利权的和约,一班言官们联衔参劾,梁鼎芬以少年翰林,列名其中,算是小试锋芒。又十年,中法因越南而构兵,李鸿章力主持重,为清议所不容,最激烈的批评者就是梁鼎芬,他单独具折弹劾权倾朝野的李中堂,声言李鸿章有“有可杀之罪六”,要求朝廷“即行正法,并派出亲信大臣,严查家产,以充军饷,穷搜党类,以戢奸谋”。梁鼎芬“直声震天下”,但也因“妄议大臣”,得到了“降五级调用”的处分。梁鼎芬时年26岁,有人讥其少年噪进,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梁氏却依然故我。光绪三十三年,已迈入中年的梁鼎芬借觐见慈禧太后之机,一气纠弹晚年西太后的两大红人,说军机首领奕劻政以贿成,要慈禧警惕“毋为其所卖”,更抨击袁世凯“能谄人,又能用人,引用私党,布满要津”,直接拟之为历史上的篡位者,说“如此之人,而令其狼抗朝列,虎步京师,臣实忧之。臣但有一日之官,即尽一日之言,言尽有泪,泪尽有血”。慈禧知其赣直,不以为忤,可是也没有当回事,否则晚清政局或许有另外的走向。

“言尽有泪,泪尽有血”,这种决绝并非仅仅是一种姿态。梁鼎芬在庚子事变后赴西安,向慈禧进谏废“大阿哥”,即存在极大风险。慈禧立“大阿哥”,实为废光绪之前奏,因列强干涉而恼羞成怒,遂有庚子国难。后来与外人议和,“大阿哥”显然是一个障碍,而且此人冥顽不学,也实在不堪承社稷之重。但由谁来戳破这层纸却是一个问题,因为按照清律,臣下不得妄议“立储君”、“废储君”,否则将置以极刑。完成此事的仍然是梁鼎芬,他在遗稿《奏对私记》中记下了他的这次危险的行动,“臣辛丑赴行在,面奏:‘臣来时,,闻外国人要待两宫回銮后,请废大阿哥。臣思此时,国势弱极,外人如此说,恐要照办,若照办成何国体?以臣愚见,不如自己料理好。’两宫均无语,……后车驾至汴梁,遂废之。”“不如自己料理好”一语极具分寸,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说梁氏因为不易措词,“夜不成寐”,最后想到这句话,才算豁然开朗。

 

“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

武昌一声枪响,各路豪杰乘时奋起,清廷顿成土崩瓦解之势。

时已解官的梁鼎芬居然书呆子气十足,给豪杰之一的黎元洪写了一封信,妄图以故交旧情激发黎都督的“忠义之心”,使其做“大清国第一等忠臣”。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表示,愿把儿子送到武昌作为人质。他在信中写道:“昔之武昌城,居民稠密,百货充积,学堂林立,军队精严,为各省之冠。今之武昌,丧乱萧条,逃者大半,人人危惧,家家贫窘,何以至此,宋卿(黎元洪字宋卿)独不念乎?”这样的信放到豪杰面前就是一笑料,不久黎元洪遣人至汉口剪辫,也算间接答复了梁鼎芬。

民国肇建,按照清室优待条件,德宗(光绪帝的庙号)崇陵工程,所有经费应由民国政府支付,但费用迟迟没有到位。梁鼎芬遂往来上海青岛这两个遗老最集中的地方,吁请遗臣故老筹款报效。后来崇陵竣工,因园林无树影响美观和风水,梁鼎芬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决定募捐栽树。他想出了一个妙法,将崇陵上的白雪用瓶子装好,称为“崇陵雪水”,赠给王公大臣和遗民们,以换取捐金。梁虽负责筹款,但一切款项出入均由另员处理,他只管种树和守陵,以避嫌疑。经过他的反复奔走呼吁,终于募集了足额的资金遍植崇陵墓树。在崇陵种下第一棵树时,梁鼎芬还摄成图片,以志纪念。这一史实也成了遗民们诗歌和绘画题材的一个来源, “草木有荣枯,臣心终不死”,人称“清道人”的著名书画家李瑞清称赞梁鼎芬的这句诗,一时传诵人口。

拜谒皇陵是遗民们表达对先帝和先朝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而梁鼎芬不仅谒陵,更主动承担了守陵任务,这一守就是三年。在旧道德崩溃,新道德尚未建立的民初,梁氏赢得了不少人的敬意,也生出了一些传闻,如近人笔记记载,袁世凯曾派人去暗杀守陵的梁鼎芬,而刺客终为梁之忠贞感化云云。这一传说当然是靠不住的,袁世凯一代枭雄,他固然会使狠辣手段,但这种手段只可能施之于对其有实际威胁者。

除了守陵,作为溥仪的师傅,梁鼎芬还要经常入宫。有人特地为此做了一首很诙谐的诗,诗曰:“一群夷齐去做官,首阳薇蕨难采完。忠臣要算梁星海,四两门包请圣安”。诗的前两句讥讽坚守臣节者越来越少,大家纷纷要做民国的官员,后两句则是描写梁鼎芬的尴尬:太监们勒索已成积习,即使清帝退位也难改变,连去给溥仪请安的梁师傅,这四两门包也不能免。

 

“好名”乎?“作伪”乎?

世间做遗老,除了“不仕新朝”这条基本标准外,有高调和低调两种做法。低调者,闭门读书罕与人接,高调者则不然,并不忌讳抛头露面,还经常会有一些宣示的动作。梁鼎芬自然属于遗老中的高调一派。

高调就难免招人非议。最厉害的指责,是说其人“好名”、“作伪”。

大概是这种声音过于刺耳了一点,同样以遗老自命、先后谒崇陵11次的林琴南在一封书信中为梁氏辩护:“梁节庵之为人,都下颇有谓之好名者。然节庵于我德宗皇帝奉移时,在梁格庄大雪之中,席藁殿次数日,住在龟山对过小屋中,一人独居,近三四年,每日必诣陵下,且筹措万余金以助上方便房之费。乃陵工告蒇,则奉其父母遗照于种树庐中,不携妾御,茹苦耐寂,又近三年,即使为好名之人,然弟七十之年,眼中实未见其有此行伪到底者”。不能不说,这位古文大家的辩护是很有份量的。

个性鲜明的梁鼎芬历来就是争议人物,不仅其高调做遗老让人不满,就是早年的诤诤谏言,也有人从中嗅出了“八卦”的味道。当年梁鼎芬请斩李鸿章着实惊险,但后来也有流言,说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由于其听信“星相家”的胡说,认为非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能避免早夭。这则传闻见于民国诗人黄秋岳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此书虽然有名,这一说法却经不住情理的检验。梁之一生,犯颜直谏,又不是一次两次,难道每次都要靠星相家去怂恿吗?我们可以说他搏击的靶子未必都对,其高论也未必皆有助于实际,可这只是局外人的观感,而梁鼎芬自己,之所以敢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自少至老,一以贯之,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的支撑,恐怕是难以维系的。

也许是耳闻了关于自己“好名”、“作伪”的冷嘲,梁鼎芬留下了手书遗言:“我生孤苦,学无成就,一切皆不刻,今年烧了许多,有烧不尽者,见了再烧,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凄凉,文字不能传出也。”文人留名,是要以文字作载体的,“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好名乎?作伪乎?

民国八年,临死之顷,看着守护着自己的同道,梁鼎芬声细如丝地吐出了最后一句话,“人心死尽,我辈不可死,尽一分算一分。”一个为时代潮流抛弃的人,他的“尽一分”在旁观者眼里,只能是悖谬可笑了。“我辈不可死”一语,又让人想起梁漱溟的著名豪言“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胸中,几乎毫无例外地涌动着一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激情,这样的激情源于何处,有无价值,值得思考。

 

“愚忠”这顶帽子

“愚忠”这顶帽子,梁鼎芬们是万万逃不掉的。

一个人要不要愚忠,从世俗功利上讲不成其为问题。不愚忠,紧跟潮流,既简单,也容易收获实利。既然如此,为什么梁鼎芬们舍易而就难?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有自己坚守的东西,所坚守者哪怕为举世所非,他们也绝不放弃。

时代变了,今之读者肯定不会认同梁鼎芬坚守的东西,但对这种坚守的精神,似乎不妨抱以适当的敬意。

吴天任曰:“论史者往往持有主观,以为‘甲朝之忠臣,即乙朝之罪人’,以衡量前人功罪。如此必难得平允。先生既属清室忠臣,吾人当设身处地,就其当日立场,尚论其人。盖人必有所立,即有所守。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即其所以过人之处,不必问其为彼为此也。”他给梁氏撰写年谱,也是着重于其“所守所立,确定不移”的风节。如果这种风节总是世人嘲笑的对象,风派人物们总能成功地用“以时俱进”来掩饰自己的没有底线、全无操守,那还成其为什么世界?

明乎此,梁鼎芬在本文开头所叙的那一幕中因辫子而悲痛欲绝,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或有人问,满清王朝的辫子是奴役的象征,为它而哭岂非做奴隶成瘾?这话不能说错,但需要继续推论:一个人剪掉了辫子,不再恭行跪拜,是否就表示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

补叙一笔也许很有必要。那位意气风发、准备逼着“奴隶”站起来的曹亚伯,后来却皈依了佛门。刺激其厌倦世事的一大原因,是他以亲历亲闻的资格著成一部《武昌革命真史》,却因不合国民党主流史学而遭查禁。我们不知道,他在为著作被禁而困惑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当年在自己剪下哀哀求告的梁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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