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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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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陈寅恪,寻找丢失的耻感   

2013-07-17 17:10:5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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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南方都市报》南都副刊)


重温陈寅恪,寻找丢失的耻感

黄波

 

重温陈寅恪,寻找丢失的耻感 - 黄波 - 黄波的博客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版),陆键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版,42 .00元。

   

   终于等到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修订再版。上世纪90年代,此书的一纸风行和随此书而来的“陈寅恪热”,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化现象。而若从内容上分析,和初版比较,修订版除了因为当时一场官司不得不于相关处作一些必要处理之外,其他改动可以说几乎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也许难免会让人担心:此书的初版本既然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读者群,如今将一个改动甚微的修订版推出,是否还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时移势变,此书再版可还有丰富的蕴涵?有的。此书再版,适逢中国知识界之剧烈分化。重温此书,今之读者可以从陈寅恪那里寻找一种近乎丢失的耻感。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里,弥足珍贵的当然是作者费尽心力发掘的原始文献,而其中最惊世骇俗者则是一份名为《对科学院的答复》的档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历史研究所,拟请陈寅恪任中古所所长。陈氏弟子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陈寅恪开出了就任所长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真要感谢忠实记录了这场谈话的陈氏弟子,尽管他当日不可能意识到这份记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曾经说过,发现一个古字和发现一颗彗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躺在尘垢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其光芒又如何呢?相信所有对中国1949年后的历史稍稍熟悉者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陈寅恪这里的表态不过是其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以贯之,无甚稀奇。此言不差,但为什么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的环境中,如陈寅恪一般对自己体认之“道”坚守者寥寥无几,而更多的知识分子,哪怕是那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却常常轻易为外力所动摇和左右?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个人数虽少但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为基本符号的普世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那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在这一群体中,陈寅恪、吴宓和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堪为代表。

   1949年后,在一个与自己经验完全陌生的时代里,面对新的主流话语和价值符号,除了唯利是图的投机者,知识分子如何选择真是一个难题。许纪霖分析过金岳霖这一个案,金岳霖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所以心悦诚服地接受马列主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以前一直担心中国被瓜分。正是这样的‘瓜分情结’,使得他在解放后认为共产党解决了国家的独立,所以国家有自由了,个人自由受点损失也就认了”。因此,金岳霖们在思想改造中意志上也许并非完全自愿,但于理性层面,又往往是自觉的,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应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看来尽管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尽管备尝痛苦,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毕竟还是转过来了。与此相比较,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却固守自己的领地,这是为什么?

   不能不注意到,在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儒家理想人格的榜样作用。何谓儒家理想人格,内涵和外延或许都十分模糊,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又分明感受到了,它就活生生地存在于先贤的只言片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对陈寅恪们来说,先贤的片言只语就仿佛是一种神示的力量,始终能让他们从艰难竭蹶中倔强地昂起头来。有时候他们可能显得不通权变,甚至颟顸,但在传统文化浸润之下,其耻感却是最深的。

   吴宓赠陈寅恪诗曰:“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耻感沦落,底线丧失,迂执如陈、吴二公者,又怎能不生“吾道孤”之叹?昔日的大儒顾亭林在圣贤经义中最看重两点,即“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任何一个时代里,知识分子如果准备扮演适当的角色,就不仅要“博学于文”,而且须“行己有耻”,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两重担当。寻找丢失的耻感,不妨从重温陈寅恪开始。而这一点正不妨看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再版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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