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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波  

南方都市报评论员

黄波。1973年生,湖北宜都人。现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偶有文章娱小我,独无兴趣见大人”。博客所贴本人文章,欢迎批评和转载,但有商业用途的转载者请按著作权法规定付酬。 所出版的小书: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成功的为什么是朱元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晚清真相:被打断的转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文艺2012年版, 《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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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摊贩抗争事件”与储安平的失察   

2014-12-27 19:30:13|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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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收到南方周末小刘磊兄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书《历史的反光镜》,收有小文《上海摊贩抗争事件与储安平的失察》。此文未能在纸媒上刊出,这次总算有了一个露脸的机会。敏锐如储安平,对以阴谋起家者也难免要判断失误的。

 

上海“摊贩抗争事件”与储安平的失察

黄波

 

最近在阅读岳麓书社于1999年影印的六巨册《观察》杂志,这是该社“中国近代期刊影印丛刊”的一种,入选者均为在近代中国留下深刻印记的出版物,以影印方式出版,保留原汁原味,堪称功德无量。

阅读《观察》,自然会特别留意其主编储安平的文章。此前读过储安平的一些政论,除了表达的晓畅有力之外,作者的学养、定见、洞察力尤其使我佩服。但当初毕竟不是集中式阅读,而且有些文章并非原貌,未免稍损阅读快感。而这次则弥补了先前的遗憾。

如果对储安平当年发表在《观察》杂志上的政论作一总体评价,证之以后来历史的演变,几乎没法不同意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卓识的观察家之一。但储安平究竟是一介书生,书生论政,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发言,而政治之复杂往往非书生所能想象,因此以储安平之敏锐,也难免会有失察的时候。

姑举一例。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两天,上海发生“摊贩抗争事件”。据当时的报道称:“在这激荡的骚动中,若干商店被群众捣毁,全市歇业,交通阻断,警察鸣枪多次,多人受伤。全市陷入极度的混乱、动荡、恐怖、不安。……骚动延续至48小时之久,牵连的地区几占上海全部商业区域。直接参加这次骚动者,约占5万人左右,间接受此次骚动影响者,约在100万人左右,而同情关怀这次骚动者,至少在300万人以上”。

摊贩抗争事件之起因,缘于本年7月上海市政当局认为摊贩有碍观瞻、妨害交通,决予取缔。据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12月1日发表广播讲话称,“警察对摊贩之处罚,第一第二两次违章设摊者处以罚款,第三次给予拘押”,又称“当市府决定取缔摊贩时,亦曾充分顾及彼等之生计问题,故给予8、9、10三个月之限期,劝令于此时期内迁地营业,或另谋生计。”但当时国内经济十分萧条,贩夫走卒为生活奔波于街头,原为不得已而为之,若真的另有更好的生计,何乐不为?政府既然不能帮助摊贩们解决职业问题,在摊贩们看来,“另谋生计”就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迁地营业”貌似合理,但众所周知,摊贩经营全靠闹市,何况当局并未指定具体的“迁地”位置,因此“迁地营业”也几乎是一句空谈。随着政府所设定的取缔期限日益临近,而街头的摊贩们也没有丝毫的退让迹象,整个上海笼罩在不安的氛围中。

1946年11月26日,上海警察开始严格执行政府命令,对违禁小贩实行拘捕,据当时报载约在800人左右。适值寒流袭沪,气候骤降,被捕小贩家属送衣送饭,目睹家人之瑟缩可怜,情绪已大为波动,同时社会上谣传被捕小贩已有数人因饥寒死于拘留所中,公众怒火更无法遏制。11月30日清晨,被捕小贩家属多人前往警局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其后不断有人闻风前往。和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一样,在警局门前聚集的人群实则具有不同的诉求,或因同情而为摊贩们助阵,或借机发泄不满,或者干脆就是看热闹者。但政府临场处置中,除了感到局面的严峻,当然无法将这些不同诉求的人群一一区别开来。在警察出面弹压之后,冲突不可避免地扩大了。……

1946年12月9日,《观察》第一卷第16期出刊,头条即为储安平对摊贩抗争事件的长达四千余言的评论。在这篇题为《论上海民乱》的文章中,储安平保持了其一如既往的敏锐洞察力,他发现“在此次骚动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为其他任何社会骚乱案件所无者,即凡谈论此次骚动事件者,大都对政府表示不满”,因此判断“这次骚动的性质,不仅仅是经济的,亦复为政治的及社会的”,“这次上海的群众骚动,实含有极严重的意义。假如这仅仅是一种地方事件,我们绝无意思浪费这许多篇幅加以论列。我们认为这次上海的民乱,就是一种国家将要遭遇革命的象征。我们如此看法,其意非谓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将由这次骚动中的人物发难完成,而是说这个将要来临的革命,其客观的社会条件,已一天成熟一天。”

今日阅读这篇《论上海民乱》,仍不能不被储安平的睿智所折服。但以“后见之明”论之,此文并非全无疏漏。储安平在论述摊贩抗争演变为骚乱的原因时说:“地方党政当局,都将此次骚动,归之于‘异党’的阴谋。我们始终认为,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

正因为储安平首先断定“这一次骚动,完全是逼出来的”,所以他在文章中一方面对吴国桢在事件中的处置给予了“公道的称颂”,并且呼吁社会充分理解“当吴市长全力制止警察当局使用武力对付群众时,他本人也是受着他下属的不满和抗议的,……在这样一个混乱激荡冲动中的骚动,造成‘惨案’易如反掌”,评价吴国桢的克制“具有高度智慧”;但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吴国桢在骚动中“对于‘暴徒’‘阴谋’强调过度,不免有损政治家的风度。”

摊贩们在闹市区摆摊设点,政府决心取缔,摊贩设摊如故,支撑摊贩们起而对抗政令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生计所迫,但这种对抗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其性质是否还那么单纯,背后是否没有外力参与,书生论政的储安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厘清。

事实是储安平的判断错了。谜底的揭开还要等到2008年。这一年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纵横》第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震惊中外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的署名文章,文中写道,抗争刚刚开始,“摊贩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王振煊迅速向所在支部作了汇报,王振煊的汇报引起了上海国民党警察系统内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机构-----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的重视。”后来就是在这个机构的领导和推动下,冲突一步步升级,文章披露,12月1日吴国桢面对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的当晚,“‘警委’召开会议研究斗争动向。为了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更大胜利,决定第二天适当扩大斗争范围,并加强宣传。摊贩委员会按照‘警委’指示,决定由王振煊带领部分群众仍活动于黄浦地区,争取商店员工罢市支持;委员余阿土等人则连夜赶往条件成熟的老闸区联络,组织摊贩响应黄浦区的斗争。”证之以当年骚动中的情景,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洵为实录。

在“震惊中外的上海摊贩抗争运动”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说:“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上海摊贩及各界群众的配合努力,摊贩们赢得了舆论,赢得了同情”,而在对立的那一面,以罔顾民生民意形象定格的国民党政府自然就成了大输家。按作者之意,一些摊贩的流血乃至牺牲也算是得其所哉了。

这样深刻的内幕,当年作为《观察》主编的储安平,哪怕的确一直在评论中努力践行他和《观察》倡导的“独立”、“客观”的原则,其执笔之际肯定是无法获悉的。储安平再敏锐再富有洞察力,也只能以既成事实为依据,做出符合一般常情常理的判断。

几十年后,回头再看储安平那篇轰动一时的政论,一句感叹油然袭来:毕竟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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